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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央情报局最高机密的守护者史蒂文·德索扭动着肥硕的身躯，吃力地钻出了驾驶座。这里是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小型购物中心，他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上，惟一的光线来自那家已经关门的加油站，是店面上的霓虹灯；加油站的窗户里有一条德国大牧羊犬正在睡觉。德索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金属框眼镜，眯起眼看看表，表盘上的夜光指针依稀可见。按照他最为接近的估计，现在是凌晨三点十五到三点二十之间，这意味着他提前到了。很好。他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思维；这事儿他刚才开车的时候没法做，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夜盲症，必须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路上。至于乘出租车或是找司机开车，那都是万万不可的。
先想想那个消息……唉，只有一个名字……还是个颇为普通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韦伯，打电话的那个人说。谢谢你，他当时答道。那人把长相粗略描述了一下，符合这种描述的男人恐怕有几百万，于是他再次感谢对方通报消息，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但是，在他那分析师头脑的深处，在那个因职业需要和训练使然，既存储关键信息也容纳次要信息的仓库里，拉响了一个警报。韦伯，韦伯……失忆症？多年前，在弗吉尼亚的一家诊所，有个半死不活的男人被从纽约的医院空运过来。此人的医疗记录是最高机密，连白宫办公室都不能看。但是，讯问专家们却在黑暗的角落中聊起了这件事。他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排解自己的挫折感，往往也是想向听者炫耀一番。当时他听说有一个犟得要命、难以控制的病人。他们把这个失忆症患者称作“大卫”，有时候则带着敌意吐出短短的、刺耳的两个字：“韦伯”。此人以前是西贡臭名昭著的梅杜莎组织成员，他们怀疑他是在假装失忆……失忆？亚历山大·康克林对他说过，他们曾训练一个梅杜莎成员去执行潜伏任务，追杀“胡狼”卡洛斯。他们把这个意在挑衅的特工叫做杰森·伯恩，后来他丧失了记忆。他失去了记忆，也差一点丢掉性命，因为他的上线不相信失忆症这种说法！他就是被称作“大卫”的那个男人……大卫。大卫·韦伯就是康克林的杰森·伯恩！怎么可能有其他解释呢？
大卫·韦伯！中情局被告知，可怜的诺曼·斯韦恩自杀的那天晚上，韦伯就在那位戴绿帽的将军家里。这起自杀事件在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个中原因德索根本就搞不懂！大卫·韦伯。老梅杜莎。杰森·伯恩。康克林。为什么？
一辆豪华轿车从停车场的另一头开来，前灯的光芒刺透了黑暗。轿车拐了半个圈驶向中情局的分析师，使得他闭紧了双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折射进来的光线刺得他眼睛发痛。他必须向这些人说清楚自己发现情况的过程。只有借助他们，他和他妻子才能过上梦想中的那种生活——大把的钱。不是官僚机构那种不值一提的薪水，而是真正的大钱。他们的孙子孙女能到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教育，而不是在州立大学拿苦苦求来的奖学金——一个拿政府薪水的官员也只能如此——这个官员比他周围的侪辈要强得多，真遗憾啊。他们喊他“哑巴鼹鼠”德索，却不愿为他的专业知识支付应得的酬劳；而正是这种专业知识阻断了他进入私人市场的道路，给他加上了一大堆法律限制，名目之繁多以至于根本实施不起来。华盛顿总有一天会得到教训；但这一天在他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因此六个孙子孙女促使他作出了决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新梅杜莎向他发出了慷慨的召唤，满腹牢骚的他立马就投奔了过来。
他为自己辩解说，与每年离开阿灵顿的几十个五角大楼人员相比，他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什么不道德。那些人一离开军队就纷纷投入老朋友的怀抱——都是些国防承包商的大公司。有一位陆军上校曾对他说：“我们这是先干活，以后再拿报酬。”天知道，史蒂文·德索可是在玩命地为自己的国家工作，但国家给他的回报却极不相称。不过他憎恨梅杜莎这个名字，也极少提到它，因为它是另一个时代的标志，透着不祥，会让人产生误解。强盗头子们的诡计多端、惟利是图，滋生出了大型石油公司和铁路，但如今这些公司已不复是当年的盗匪。梅杜莎也许是诞生在战火肆虐的西贡，早期的资金也许是源于战争，但那个梅杜莎已不复存在；它已经被十几个不同的名字和公司取而代之了。
“我们并不纯洁，德索先生。美国控制的所有国际联合大企业也都一样。”招募他的那个人说，“没错，我们确实是在寻求某些人所说的不公平经济优势。这种优势的基础是内幕信息，也可以称之为秘密。你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遍布欧洲和远东地区的竞争对手总是会得到这些信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他们的政府支持他们这么做——我们的则不支持……生意，德索先生，生意和利润。追求这两样东西是世上最为正常的活动。克莱斯勒也许和丰田不一样，但精明的亚科卡先生Lee Iacocca（1924—），美国著名企业家，曾任福特公司总裁，以20世纪80年代复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知名。可不会要求向东京发动空袭。至少现在还不会。他会找到和日本人联手的办法。”
是啊，德索心想，这时豪华轿车也在距离他三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为“公司”（他比较喜欢这个称呼）所做的事，与他为局里做的那些事相比，说不定还更为仁慈呢。毕竟，利润比炸弹更受欢迎……而他的孙辈也能读上全国最好的大学。两个人下了豪华轿车，朝他走来。
“这个韦伯长什么样儿？”几个人沿着停车场的边缘往前走的时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问道。
“我只有园丁描述的长相，那时候他躲在十米开外的一道围栏后面。”
“他跟你是怎么讲的？”主席旁边那个不知其名的同伴盯着德索说。他身材矮壮，深色头发、深色眉毛，还长着一双很有穿透力的黑眼睛，“说准确点。”他补充了一句。
“喂，且慢。”分析师抗议道。他有点自辩的意思，但语气很坚决，“我说的每一件事都很准确。而且实话告诉你，不管你是个什么人，你说话的腔调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
“他心情不好。”安布鲁斯特说，意思仿佛是对这个同伴可以不加理会，“他是个意大利佬，从纽约来，对谁都不信任。”
“纽约那地方的人有谁能信任？”又矮又黑的男子反问了一句，笑着用手肘捅了捅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的肥腰，“你们这帮白人特权阶级是最坏的。谁叫你们有地位呢，朋友？”
“咱们还是保持这种状态吧，可别嚷嚷到法庭上去……请你说说他的长相吧。”主席看着德索。
“描述不算全面，但还有一个多年以前和梅杜莎的关联，我会解释的——准确地解释。”
“讲吧，伙计。”纽约来的那个人说。
“他个头很大——是长得高——年纪将近五十岁或者五十出头，而且——”
“他鬓角的头发是不是有点发白？”安布鲁斯特打断他问道。
“嗯，不错，我觉得那个园丁说过类似的话——有点发白，要不就是夹杂着白发。显然园丁是因为这个才估计他有四五十岁。”
“是西蒙。”安布鲁斯特看着纽约人说。
“谁？”德索站住了，另两个人也停下脚步瞧着他。
“他说自己叫西蒙。而且，中情局来的先生，你的情况他可全知道，”主席说，“他知道你、布鲁塞尔，以及我们组织的所有情况。”
“你在说什么啊？”
“首先，就是你那台该死的传真机，专供你和布鲁塞尔那个蠢货联络的传真机。”
“那可是绝密的专用线路！是锁起来的！”
“有人找到了钥匙，‘准确’先生。”纽约人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
“哦，我的天哪，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
“你和蒂加登得编个故事出来，但得在公用电话上商量，”黑手党继续说道，“你们俩不管是谁，都得琢磨出点东西来。”
“你知道……布鲁塞尔的事？”
“我不知道的事情可不多。”
“那个狗娘养的把我骗了，我还以为他是咱们的人，以为他掐着我的命根子呢！”安布鲁斯特怒冲冲地说。他沿着停车场的边缘继续往前走，另外两个人也跟了上来。德索的步子有些犹豫，显然很紧张，“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只是提到了一些零碎的情况——这些该死的‘零碎’还真不小，比如伯顿、你，还有布鲁塞尔——而我呢，我他妈的就像个白痴一样中了圈套，又给他补充了一大堆其他的事。该死！”
“且慢，且慢！”中情局的分析师喊道，另两个人只得再次停下来，“我不明白——我是个搞策略的，不明白这种事。大卫·韦伯——或者杰森·伯恩，如果他就是杰森·伯恩的话——那天晚上跑到斯韦恩家里去干什么？”
“见鬼，谁是杰森·伯恩？”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吼道。
“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关联，和西贡时期梅杜莎的关联。十三年前，中情局把他改名为杰森·伯恩，原来的那个伯恩当时已经死了。局里派他去执行一个密级‘四〇’的深度潜伏任务。可以说，这是一次采取极端手段的终结行动——”
“就是刺杀呗，伙计，你可以用咱们能听懂的语言说话。”
“对，对，就是刺杀……但后来出了问题；他丧失了记忆，行动也毁了。行动是毁了，但他却活了下来。”
“我的天，真他妈的一团糟！”
“关于这个韦伯……或者是伯恩，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关于这个不知是西蒙还是‘眼镜蛇’的家伙？天哪，他简直就是一个活动杂耍剧团！”
“显然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他能冒用不同的名字，假扮不同的相貌，装出不同的性格。他被派去挑战那个名叫‘胡狼’的杀手的时候，曾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他要把‘胡狼’引出来，然后把他干掉。”
“‘胡狼’？”黑手党老大很是吃惊，“就跟电影里的那个一样？”
“不对，他既不是电影，也不是书，你这个白痴——”
“嗨，老兄，别激动嘛。”
“闭嘴吧你……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又名‘胡狼’卡洛斯，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追踪的职业杀手。除了几十桩无疑是他所为的刺杀事件，许多人还认为，达拉斯市那片草坡后面腾起的烟就是他在放枪，认为他才是刺杀肯尼迪的真凶。”
“你这是在跟我胡扯。”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跟你胡扯。我们从中情局最高保密级别得到的消息是，经过了许多年，卡洛斯终于追踪到了世上惟一能够指认他的人，杰森·伯恩——或者说是大卫·韦伯，对此我确信无疑。”
“这个消息肯定是从别人那儿听说的！”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突然说道，“是谁？”
“啊，对。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让人很困惑……他是个退休的外勤特工，一条腿瘸了。他名叫康克林，亚历山大·康克林。他和一个心理医生——帕诺夫，莫里斯·帕诺夫——是韦伯的好朋友……或者说杰森·伯恩。”
“这两个人在哪里？”黑手党头头阴森森地问道。
“哦，他们俩你根本就接触不到，也别想和他们通话。他们都处于最高级别的安全保卫之下。”
“伙计，我又没向你询问交战规则。我只是问你他们在什么地方。”
“呃，康克林在维也纳的一所公寓里，那是我们局的地盘，谁也别想渗透进去；帕诺夫的公寓和办公室都处在二十四小时监控之下。”
“你会把地址告诉我的，对吧？”
“当然，不过我敢打包票，他们不会和你谈的。”
“哦，那可有点儿遗憾。我们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有十来个化名的人，问几个问题，提供一点帮助。”
“他们不会相信的。”
“也许我能让他们相信。”
“见鬼，这是为什么？”安布鲁斯特脱口喊道，紧接着就压低了嗓门，“这个不管叫韦伯、伯恩还是什么鬼名字的家伙，为什么要到斯韦恩那儿去？”
“这个空我可填不上。”史蒂文·德索说。
“什么？”
“这是中情局的说法，意思是没有答案。”
“难怪咱们这个国家会陷在粪沟里。”
“你这话不对——”
“现在你给我闭嘴！”纽约来的人命令道。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本小记事本和一支圆珠笔，“把退休间谍和那个犹太佬心理医生的地址写下来。赶快！”
“我看不太清。”史蒂文·德索把小本子歪向已经关门的加油站的霓虹灯，边说边写，“好了。公寓的门牌号可能不对，但也差不了多少。帕诺夫的名字就在信箱上。不过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会和你谈的。”
“那我们就只好向他道歉，说实在是打扰了。”
“是啊，你还真有可能这么说。照我看，在和病人有关的问题上，他会坚持奉行专业原则。”
“哦？就跟通到你传真机上的那根‘专用’电话线一样嘛。”
“不，不对，那只是个技术名词。准确地说，应该叫三号线。”
“你总是很准确啊，对不对，伙计？”
“你可是很让人恼火——”
“我们得走了。”安布鲁斯特打断了他，看着纽约人接过记事本和圆珠笔，“要保持冷静，史蒂文。”他又加了一句，显然是在强压怒火，然后掉头向豪华轿车走去，“记住，没有什么我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和布鲁塞尔的吉米·T通话的时候，看看能不能一起编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行吧？如果编不出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上头想办法。”
“当然，安布鲁斯特先生。但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在伯尔尼的账户现在能不能立即兑现？万一……呃，您知道……万一——”
“当然可以，史蒂文。你只要飞过去，自己手写出账户号码就行。银行档案里的签名可是你的，记得吗？”
“对，对，我记得。”
“到现在肯定有两百多万了。”
“谢谢您。谢谢您……先生。”
“这是你应得的，史蒂文。晚安。”
两个人往豪华轿车的后座上一靠，但紧张的气氛并没有缓解。安布鲁斯特瞟了一眼黑手党党徒，这时坐在玻璃隔断前边的司机发动了引擎。“另一辆车在哪儿？”
意大利人打开阅读灯，看了看手表，“这会儿他停在加油站那条路的前头，不出一千五百米远。他会在德索往回开的时候盯上他，然后一直跟着，只等开到合适的地方。”
“该怎么做，你的人是不是很清楚？”
“得了，他这又不是第一次。他在车上装了个强力探照灯，亮得连迈阿密那边都能看见。他会从旁边开过去，把灯打到强光档，然后再动动把手。你那
个价值两百万美元的马屁精会被晃得睁不开眼，当场玩完；我们替你干这一票，收的费用才是两百万的四分之一。阿尔伯特，你今天可赚了。”
坐在左边后座上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向后靠了靠，缩进阴影之中。他透过烟灰色的玻璃，瞪着车窗外黑乎乎一闪而过的景物。“你知道，”他轻声说，“二十年前要是有人告诉我，将来我会和你这种人坐在这辆车里、说这些话，我肯定会告诉他那绝对不可能。”
“哦，你们这些杰出人士最讨人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你们看人总是鼻孔朝天，还会把鼻涕甩在我们身上，除非到了用得着我们的时候。到那时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合作伙伴’。万事如意啊，阿尔伯特，我们又给你消除了一个问题。回你那个大联邦委员会去吧，确定一下哪些公司是干净的，哪些不干净——作这种决定未必要以肥皂为准，是不是？”
“闭嘴！”安布鲁斯特吼道，一拳头砸在扶手上，“这个西蒙——这个韦伯！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要搅和我们的事？他想要什么？”
“也许和那个叫‘胡狼’的家伙有关。”
“这说不通啊。我们跟‘胡狼’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你们又何必跟他有关系呢？”黑手党党徒咧嘴一笑，反问说，“你们已经有我们了，对吧？”
“我们之间只是一种非常松散的关系，这你可不要忘了……韦伯——西蒙，该死，不管这家伙是谁，我们都得找到他！他已经知道了许多情况，再加上我告诉他的那些，这家伙真他妈是个威胁！”
“他还真是个重大事项，对吧？”
“重大事项。”主席表示同意。他又向窗外看去，紧紧攥起右拳，左手的手指恼怒地敲着扶手。
“你想不想商量一下？”
“什么？”安布鲁斯特急问。他转过身来，看着同伴那张平静的西西里面孔。
“我的话你听到了，不过我刚才用的词不对，为此我向你道歉。我会给你开一个没商量的数字，拒绝还是接受你自己考虑。”
“签一个……合约？关于西蒙——韦伯的？”
“不是，”黑手党徒缓缓摇了摇头，回答说，“关于一个名叫杰森·伯恩的人。把一个已死的人做掉，手脚岂不是更干净？……由于我们刚给你省下一百五十万，这份合约的价格就是五百。”
“五百万？”
“要消除重大事项这一类的问题，花费是很高的。威胁就更高了。五百万，阿尔伯特。接受就先付一半，照惯例，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账。”
“简直是太过分了！”
“那你拒绝就是了。回头你要是再来找我，就是七百五十万；如果找第三次，就再翻一番，一千五百万。”
“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保证呢？你恐怕连他的人影都找不到！德索的话你听见了。他是‘四〇’级别的，这意味着别人根本接触不到他，他埋得很深。”
“哦，那我们就会把他先挖出来，然后再埋回去。”
“怎么挖？两百五十万买你一句口头许诺，这也太贵了。怎么个挖法？”
黑手党头头又笑了起来，他从衣袋里摸出史蒂文·德索还给他的那本小记事本。“亲密的朋友是最好的资源，阿尔伯特。问问那帮写八卦书的卑鄙家伙就知道了。我手上可有两个地址。”
“你没法接近他们。”
“嗨，得了。你以为你这是在跟芝加哥老黑帮和野蛮人打交道？你当我们是疯狗卡彭，还是动不动就扣扳机的尼提？如今可有许多精通本行的专业人士在为我们工作。都是些天才：科学家、精通电子设备的小伙子——可都是博士。等我们弄清那个间谍和犹太佬的情况，他们俩还蒙在鼓里呢。但我们还得去抓杰森·伯恩，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已经死了。”
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点了一下头，又默默无语地转向了车窗。
“我要停业六个月，给旅馆换个名字，重新开张之前再到杂志上发起一轮宣传攻势。”约翰·圣雅各站在窗前说。医生正在给他姐夫治伤。
“岛上一个人都不剩了？”伯恩问话的时候脸上一抽。他穿着睡袍坐在椅子里，医生给他缝紧了脖子上的最后一针。
“当然有人啦。还剩下七对加拿大疯子，我那个老朋友也在内。他这会儿正在你的脖子上绣花边呢。你相信吗？他们想组织起一支队伍，就跟一帮伦弗鲁Renfrew，英国苏格兰中部城市，历史上当地人民曾起义反抗暴君统治。义民凑成的加拿大骑警队似的，要去追赶那帮恶人。”
“是斯科蒂的主意，”医生轻声插了一句，全神贯注地处理着伤口，“就别把我算进去了。我太老啦。”
“他还不是一样？可他自己不知道。后来他又想开出一笔高达十万美元的赏金，要奖励那些提供相关情况的人。我好不容易才让他相信，这会儿话还是少说为妙。”
“什么都不说最好，”伯恩加了一句，“一定得这样才行。”
“这话可有点伤人啊，大卫，”伯恩投向圣雅各的凌厉眼神让圣雅各会错了意，“我很抱歉，但确实是这样。我们编了个故事把当地人的大部分问题都挡回去了，说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丙烷气泄漏事件。但相信这个说法的人恐怕不多。当然，对外面的世界而言，这里就算发生地震，报纸上登的消息也不会超过六行，而且还得是埋在最末几版的招工广告里头。不过，流言已经传到背风群岛那边去了。”
“你说当地人在问问题……那外面的世界呢？有没有什么报道？”
“报道会有的，但不会提到这里，不会提到宁静酒店。蒙塞特拉岛这个名字倒是会见报的。这条新闻在伦敦《泰晤士报》也许能占一栏，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纸上说不定能有三厘米长，但我觉得它不会提到我们。”
“说话别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咱们以后再谈。”
“约翰，想说什么你说就是了，”医生插了句话，“我这儿马上就要弄完了，所以你们的话我也没怎么注意。就算我听见了，我也是有这个资格的。”
“我几句话就完，”圣雅各说着走到了椅子右边，“是直辖总督，”他续道，“你说得对，最起码我不得不假定你说得对。”
“为什么？”
“医生拾掇你的时候，传来了消息。在安提瓜近海到巴布达岛半中间的地方，人们发现直辖总督的船撞上了险恶的暗礁。没找到任何生还者的迹象。普利茅斯方面估计船可能是碰到了那种从南尼维斯岛吹来的剪切风，但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倒不是因为剪切风，而是因为整体情况。”
“情况是什么样的？”
“总督常带的两个船员没跟着他。他在游艇俱乐部把他俩打发走了，说他想自己驾船出海。可是他却跟亨利说过，他出海是要去钓洄游的大鱼——”
“也就是说他必须带上船员，”加拿大医生插话说，“哦，对不起。”
“对，他必须带上船员，”宁静酒店的老板表示赞同，“你不可能一边掌舵一边钓那些大家伙——最起码直辖总督不行。他驾船出海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离开海图。”
“但他能看得懂，对吧？”伯恩问道，“能看懂那些海图？”
“要说领航，他可不像布莱舰长那样，能靠着太平洋上空的群星航行，不过他那点本事足以避开海上的麻烦。”
“有人让他独自出海，”伯恩说，“吩咐他在某个海域和另一条船会合。这个海域真是会让他的两眼时刻盯在海图上。”伯恩突然察觉到，医生灵巧的手指不再碰他的脖子了；取代手指的是止血绷带，医生则站在一旁低头望着他。“弄得怎么样了？”伯恩抬起眼问道，唇边浮现出感激的笑容。
“已经弄好了。”加拿大人说。
“哦……那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该聚一聚，喝上几杯。喝它一整晚怎么样？”
“天哪，你们俩才刚说到精彩的部分呢。”
“不精彩，医生，一点儿也不精彩。即便我只是无意中让你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事情，我这个病人也会变得非常忘恩负义——虽说我并不是这种人。”
上了年纪的加拿大人盯住伯恩的双眼，“你是当真的，对吧？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你还是不愿意让我在事件中陷得更深。而且你并不是在玩什么耸人听闻的把戏，本来没有秘密却非要装得很神秘——顺便说一句，这可是用来搪塞低级医生的老招数——你是真的为别人担心，对不对？”
“我想是的。”
“考虑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我说的还不仅仅是我自己也有份的这几个小时，而是从你那些伤疤上看出来的旧日经历，你竟然不是只顾自己，还会为别人担心，这真的很不简单。你是个奇怪的人，韦伯先生。有时候你说起话来简直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并不奇怪，医生，”杰森·伯恩说话时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眼皮合得很紧，“我根本就不想显得奇怪、与众不同，或者是异乎寻常。我想做一个正常而普通的平凡人，根本就不用去玩任何把戏。我只是个教师，而且只想当一个教师。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按自己的方法行事。”
“你的意思是，为了我自己好，我这就应该走了？”
“对，是这个意思。”
“假如有朝一日我知晓了来龙去脉，就会意识到你的吩咐其实很有教益。”
“但愿是这样。”
“我敢打赌，韦伯先生，你肯定是个很棒的老师。”
“是韦伯博士，”约翰·圣雅各不由自主地打断了他，仿佛这个纠正非做不可，“我姐夫也是个博士，和我姐一样，他有哲学博士学位，能说几门东方语言，而且是个正教授。多年来哈佛、麦吉尔和耶鲁这样的大学都争着要聘他，可他就是不答应——”
“你能不能住嘴啊？”伯恩差点笑出声来，不过他对内弟说话时还挺和颜悦色的，“只要看到别人的名号后面跟着头衔，我这位搞企业的年轻朋友就会大为倾倒。其实，要凭我自己的财力，这样的别墅我顶多也就能住几天。”
“你这可是在胡扯。”
“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财力。”
“这话倒也有理。”
“我有个阔气的老婆……请原谅，医生，我们家里总为这事吵架。”
“不单单是个好老师，”内科医生重复道，“我估计在那无情的外表之下，你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加拿大人朝房门走去，转过身又说了一句，“那顿酒就等你以后请吧，我还是很愿意赴约的。”
“谢谢，”伯恩说，“谢谢你做的一切。”医生点点头就出去了，紧紧地关上了身后的房门。伯恩转向他的内弟，“这是个好朋友，约翰。”
“实际上，他是个冷口冷面的家伙，但却是个很棒的医生。我可从没见过他这么有人情味儿……这么说，你估计‘胡狼’让直辖总督到安提瓜近海的某个地方和他会面，从总督那得到情报之后就杀了他，还把尸首喂了鲨鱼。”
“然后顺便把船沉在遍布暗礁的海域里，”伯恩补充说，“也许他设定好了一段短短的路线，打开油门，让船高速冲向暗礁。海上发生了一起悲剧，通往卡洛斯的一个关联就此消失——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一件让我烦心的事，”圣雅各说，“我没有仔细调查，但总督是在法尔茅斯北边被干掉的，那片暗礁被人称为‘魔鬼之口’，可不是什么广为宣传的地方。包船出海的干脆就不上那儿去，而那地方淹死过多少人、沉过多少船，谁也不会去夸耀。”
“那又怎么样？”
“那咱们就假设‘胡狼’对直辖总督说了会合的地点，那儿显然离‘魔鬼之口’不远。‘胡狼’又是怎么知道这么个地方的？”
“你那两个突击队员没告诉你吗？”
“告诉我什么？刚才我们照顾你的时候，我把他俩派到亨利那儿去汇报详细情况。当时没空坐下来详谈，我觉得每一刻都很重要。”
“那亨利现在应该知道了；他恐怕会很震惊。两天之内他已经损失了两条缉毒船，而且看来只有一条能得到补偿；他还不知道自己上司的底细，这位可敬的直辖总督其实是‘胡狼’的走狗，他放进了一个来自巴黎的二流杀手，还谎称此人是德高望重的法兰西英雄，把外交部当笨蛋耍了。总督府和白厅之间的电话线一整晚都会忙得要命。”
“还有一艘缉毒船？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亨利现在知道什么了？——我的警卫会告诉他什么啊？”
“一分钟前你提了个问题：‘胡狼’怎么可能知道安提瓜近海名叫‘魔鬼之口’的那片暗礁。”
“相信我，韦伯博士，这个问题我还记得。他怎么能知道呢？”
“因为他在这里还有第三个人，这事儿你的皇家突击队员现在应该已经跟亨利说了。那狗杂种长着一头金发，是蒙塞特拉缉毒巡逻队的头儿。”
“是他？里克曼？那个单枪匹马的英国三K党？一切照章办事的里克曼？那个专门欺软怕硬的家伙？我的天，亨利决不会相信的！”
“为什么不信？你刚才描述的这种人很可能就是卡洛斯的门徒。”
“也许是吧，但看起来太不可能了。他可真是个道貌岸然的大师啊。早晨上班之前他都要开祈祷会，祈求上帝帮助他抗击撒旦；他不喝酒，不近女色——”
“就像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他直言抨击罗马教廷与暴政，曾领导佛罗伦萨市民起义并建立民主政权，后被处以火刑。一样？”
“我得说这个比方挺合适——照我在历史课上的残留印象来看。”
“那我就得说，他正是‘胡狼’捕来的上等猎物。亨利也会相信的，只要等他缉毒队领头的那条船再也不返回普利茅斯，等到船员们的尸体浮上海面，或者是祈祷会上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人影。”
“卡洛斯就是开着那条船逃跑的？”
“对，”伯恩点点头，朝身前几米处的长沙发做了个手势。他和沙发之间的空地上放着一张玻璃面咖啡桌，“坐下，约翰，我们得谈谈。”
“我们刚才不是在谈吗？”
“老弟，我们要谈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将要发生的事。”
“要发生什么事？”圣雅各往沙发上一坐，问道。
“我得走了。”
“不行！”圣雅各喊道，像被电流击中一般蹭地站了起来。“你不能走！”
“我必须走。他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所有的一切。”
“你要上哪儿去？”
“巴黎。”
“见鬼，不行！你不能这样对玛莉！天哪，你也不能这么对孩子们！我不让你去！”
“你拦不住我的。”
“
我的天，大卫，你听我说！假如说华盛顿那边太卑鄙，或者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但你相信我，渥太华的本质可要好得多。我姐姐为政府工作，而我们的政府从来不会因为太麻烦或太费钱就把人甩掉不管。我认识人——比如斯科蒂、医生，还有其他人，他们只要说上几句话，你们就可以被安置到卡尔加里Calgary，加拿大西南部城市。的一座堡垒里。谁也别想碰你们！”
“你以为我的政府不愿这么做吗？我告诉你吧，老弟，为了保住玛莉、孩子们和我的性命，华盛顿有些人曾冒过生命危险。那是无私的行为，不求任何回报，既不是为他们自己，也不是为了政府。如果我想要一个别人没法碰的安全屋，很可能就会在弗吉尼亚弄到一所房子，有马，有佣人，还有整整一个排的武装士兵，二十四小时保护我们。”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么？把房子要下来！”
“要来干什么呢，约翰？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过日子？孩子们不能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就算能去学校念书还得有警卫跟着，否则就只有在家里自己学。不能去小伙伴家里过夜，不能打枕头仗——连邻居都没有？玛莉和我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一转头就能看到窗户外面的探照灯，听到警卫的脚步声，偶尔还有人咳嗽打喷嚏，还有——但愿不要发生这种事——枪栓的喀嚓一响，就因为有只兔子在花园里闹腾？那不是生活，而是囚禁。这样的日子你姐和我都受不了。”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也受不了。但去巴黎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能找到他。我能干掉他。”
“他在那边可有的是人。”
“我有杰森·伯恩。”大卫·韦伯说。
“我才不信你这种鬼话呢！”
“我也不信，但它好像挺管用……约翰，我现在要让你还情了。帮我打个掩护，跟玛莉说我很好，根本没受伤；说我得到了一个线索，是关于‘胡狼’的，只有老方丹才知道——这一点其实是真的。阿让特伊一家名叫‘战士之心’的咖啡馆。告诉她我会让亚历山大·康克林参与此事，外加华盛顿能够提供的所有援兵。”
“但你并不打算让他们参与，对不对？”
“对。‘胡狼’会听到风声；法国外交部那边到处都有他的耳目。只有单独行动这一条路。”
“你以为这能瞒得过她么？”
“她会起疑心的，但没办法确定。我会叫亚历山大打电话给她，让她确信他与巴黎所有的秘密火力取得了联系。但这话必须先从你嘴里说出来。”
“你干吗要骗她？”
“这个问题你不该问，老弟。我让她受的罪已经太多了。”
“好吧，我会告诉她的，但她根本就不会相信我。她一下子就能把我看穿，她向来都是这样。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她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就会盯住我的眼睛，常常是怒气冲冲；但和我那两个哥哥不同——嗯，我也不知道——她眼里没有他俩脸上的那种厌恶，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子’实在是一塌糊涂。你能理解吗？”
“这叫做关心。她总是关心着你——即便在你一塌糊涂的时候。”
“是啊，玛莉还不错。”
“我觉得可不止是‘不错’。过几个小时打电话给她，把他们接回岛上来。他们待在这里最安全。”
“那你呢？你打算怎么去巴黎？从安提瓜和马提尼克出发的联运航班很差劲，有时候得提前几天预定才行。”
“反正那些航班我也不能坐。我得找个掩护，秘密地离开。华盛顿有个人总得想出个办法。不管是什么办法，他一定得想出来。”
亚历山大·康克林跛着脚走出中情局维也纳公寓的小厨房，脸上和头发都湿透了。在以往的日子里，在以往的日子一头栽进酿酒厂的大缸之前，每逢事情变得太沉重、太匆忙，他就会平静地离开办公室——不管是在哪里——放纵自己去享受一个雷打不动的老规矩。他会找到当地最好的牛排餐厅——同样，不管是在哪里——点上两杯干马提尼、厚厚的一大块嫩牛排，再配上餐厅能做出的最油腻的土豆。独自一人、有节制的酒精摄入、沁着血水的嫩牛排，特别是那浸透了油的土豆，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能产生让他平静的奇效，纷乱的一天里所有匆匆忙忙、相互冲突的复杂事务也自己理出了头绪，理性重新占据了上风。他会带着许多种解决方案，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不管那是伦敦贝尔格雷弗广场的漂亮公寓，还是加德满都妓院深处的密室。他曾经和莫里斯·帕诺夫说过一次这种美食的神奇现象，医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那个疯狂的脑袋如果弄不死你，你的胃也会把你弄死。”
然而，在如今的日子里，由于戒酒之后的空虚和各种其他障碍，比如高胆固醇，还有那些愚蠢的甘油三酯（谁知道它们是些什么鬼东西），他必须想出另一个解决办法。新办法是偶然间发现的，伊朗门事件听证会期间的一个早晨——他认为那次听证会是最棒的电视喜剧节目——他的电视机烧坏了。盛怒之下，他打开了自己的手提收音机。这东西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用了，说不定还是好几年，因为他的电视上就带着一个内置式收音机，当时也没法用。可是，手提收音机里的电池早已经化成了一堆黏糊糊的白东西。他拖着作痛的假脚走到厨房的电话机旁——他那台不能用的手提无线电就放在那儿——给电视维修工打电话。康克林曾经帮过这个维修工几回忙，知道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飞奔过来救急。不幸的是，这次打电话招来的却是维修工老婆一通充满敌意的臭骂。她扯着嗓子大骂丈夫，说那个“专操顾客的家伙”跟着“使馆区一个又骚又有钱的黑婊子”跑了（后来据瓦拉塔港Puerto Vallarta，墨西哥海滨城市，著名的旅游胜地。的报纸说，这位顾客其实来自扎伊尔）。火气越来越大的康克林急步走到厨房水池边——他那些缓解压力、降血压的药物都搁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打开了冷水龙头。水龙头砰的一声爆开了，从墙壁上的凹处直飞上天花板，一股强劲的水柱把他的脑袋整个浇了个透。真他妈倒霉！这一惊倒是让他冷静了下来，想起有线电视网预定在当天晚上完整地重播听证会。心情愉快的他给水管工打了电话，然后就出门去买了一台新电视。
所以，自从那天早晨开始，每逢他自己怒火中烧，或是为了世界局势心烦——是他所了解的那个世界——他就会把脑袋伸进厨房的水池，让冷水浇在头上。今天早晨他就是这么干的。这个该死的、一团糟的早晨！
德索！今天凌晨四点三十分，他死在马里兰州一条渺无人迹的乡村公路上。史蒂文·德索的驾照上标明他患有夜盲症，这么一个人在凌晨四点三十分跑到安纳波利斯郊外的一条乡村小路上去干什么？然后查理·卡塞特——愤怒异常的卡塞特——在六点钟打来电话，一贯冷静的他大吼大叫，对康克林说他要把北约总司令架到烤肉叉上去烧一烧，还要求康克林对这位将军和中情局秘密报告主管之间的秘密传真线路作出解释。这位主管并非死于事故，而是死于谋杀！此外，那个叫康克林的退休外勤官员，最好一五一十地说出他对于德索、布鲁塞尔等相关事件掌握的所有情况，要不然，与上述退休外勤特工和他那位神秘朋友杰森·伯恩有关的一切事情，可就难说得很了！最迟在中午！这之后，又是伊万·贾克斯！这位来自牙买加的杰出黑人医生打来电话，说他想把诺曼·斯韦恩的尸体送回原地，因为他不想搅进中情局的又一场可耻失败之中，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但这不是中情局的事啊，康克林暗自喊道，他不能向伊万·贾克斯解释自己求他帮忙的真正原因。是梅杜莎。贾克斯还不能就这么开着车把尸体送回马纳萨斯，因为奉联邦政府之命——其实是一位退休外勤特工的命令，他擅自使用了自己无权动用的代码——警察已经封锁了诺曼·斯韦恩将军的庄园，而且没有对外界作出任何解释。
“那尸体我怎么处理？”贾克斯当时喊道。
“冻上一会儿吧。这么做卡克特斯会喜欢的。”
“卡克特斯？我一晚上都在医院里陪着他。他能挺过来，可他跟我一样，也不知道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搞秘密工作的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作出解释的。”康克林说出这句荒唐话的时候脸上肌肉直抽，“我再打给你。”
于是他就进了厨房，把脑袋伸到倾泻的冷水之下。还能再出什么乱子？自然，电话又响了。
“邓金炸面圈。”康克林把听筒贴到耳朵上说。
“快把我从这儿弄出去。”杰森·伯恩说道。他的声音里已没有大卫·韦伯的丝毫痕迹。“弄到巴黎去！”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他跑了！我必须秘密赶到巴黎，不能经过移民局和海关。那些部门里都有他的关系，我可不能让他追踪到我……亚历山大，你在听我说话吗？”
“德索昨天晚上被杀了，凌晨四点时他死于一场事故，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事故。梅杜莎在逼近。”
“我他妈的才不在乎梅杜莎呢！对我来说它已经是历史了；我们只是拐错了方向而已。我要的是‘胡狼’，而且我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追踪。我能找到他，干掉他！”
“你就把梅杜莎丢给我……”
“你说你想把这事向上报告——你说报告之前只留给我四十八小时。把时针往前拨就是了。四十八小时已经结束，所以你尽可以向上报告；只要把我从这弄出去，弄到巴黎就行。”
“他们会想跟你谈话的。”
“谁？”
“彼得·霍兰、卡塞特，天知道他们还会让谁参与进来……也许是司法部长，天哪，说不定还有总统本人呢。”
“跟我谈什么？”
“你和安布鲁斯特、斯韦恩的老婆和那个叫弗拉纳根的士官都详细谈过。我可没有。我打电话时只不过说了几个代号，引起了安布鲁斯特和伦敦阿特金森大使的反应，并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你直接打听到了更为完整的情况，我说的话却很容易被人否认。他们肯定会找你谈的。”
“就这么把‘胡狼’的事先搁在一边？”
“也就是一天，顶多两天。”
“该死的，不行。因为这么干行不通，你自己也知道的！一旦我回到国内，就成了他们惟一的重要证人，轮番接受一次又一次保密讯问；我要是拒绝合作，就会被拘留起来。绝对不行，亚历山大！我的要务只有一个，那个人在巴黎！”
“听我说，”康克林说，“有些事我能控制，但其他的事我控制不了。我们需要查尔斯·卡塞特帮忙，而他也帮了我们，但他可不是那种你能轻易骗过的人，况且我也不愿去骗他。他知道德索的死根本就不是事故——一个患有夜盲症的人不会在凌晨四点钟开着车在路上跑五个钟头——他也明白我们知道许多关于德索和布鲁塞尔的情况，但没有告诉他。如果我们想让局里帮忙，需要他们派出军用或外交飞机送你去法国——你到了法国之后天晓得还会有别的什么事——我就不能对卡塞特置之不理。他会对我们来横的，而且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也应该这么做。”
伯恩沉默不语，电话上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好吧，”他说，“我明白咱们的处境了。你跟卡塞特说，如果他现在能批准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会向他——不，就说是我，你别趟这浑水——我会向他提供足够的情况，足以让司法部抓住政府里最大的几条鱼；姑且假定司法部不是蛇发女的一部分……你也许还能加上一句，说这些情况还包括一座墓园的地址，那地方可能会很有启发。”
这次康克林沉默了一会儿，“考虑到你目前要去做的事情，光跟他说这些可能还不够。”
“哦……？哦，我明白了。万一我输掉的话。好吧，那你就说等我到了巴黎之后，我会去请个速记员，把我知道的一切、把我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口述出来，然后把材料发给你。我相信后面的事圣人亚历山大就可以接手了。也许你可以一次给他一两页，让他们始终保持合作态度。”
“这部分就交给我好了……现在说说巴黎吧，或者是巴黎附近的地方。照我的记忆，蒙塞特拉岛离多米尼加和马提尼克不远，对吗？”
“离这两个地方的航程都不到一个小时，而且大岛上的每一个飞行员约翰都认识。”
“马提尼克是法属的，咱们就选在那里吧。法国第二局有我认识的人。你先到马提尼克去，在机场大厅给我打电话。到那时我应该已经安排好了。”
“好的……还有最后一件事，亚历山大。是玛莉。她和孩子们今天下午会返回宁静岛。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得到了巴黎的所有火力支援。”
“你这个爱骗人的混蛋——”
“你就打吧！”
“我当然会打的。说起这事——我可没撒谎啊——我要是能熬过这个白天的话，今晚还得和莫里斯·帕诺夫一起吃饭。他做的菜难吃透顶，可他还以为自己是犹太人之中的朱莉叶·蔡尔德。我想把最新的进展告诉他；我要是不说，他会疯掉的。”
“当然得说。要是没有他，我们俩现在都得在精神病院的软壁囚室里啃牛皮带。”
“以后再聊。好运。”
第二天早晨华盛顿时间十点二十五分，莫里斯·帕诺夫医生在保镖的陪同下走出沃尔特·里德医院。他刚给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尉做过心理治疗。中尉的问题源自八周前乔治亚的一起演习事故，当时他指挥的二十多名新兵在事故中丧生。帕诺夫医生能为此人做的并不多；他错就错在好胜心太强，总想超水平发挥，而且这还是军队里的那种争强好胜；他必须承受自己的过错。他是个经济条件优越的黑人，毕业于西点军校，可这两点如今都于事无补。死去的二十多个新兵大部分也是黑人，他们的条件可一点儿也不优越。
帕诺夫正琢磨着病人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他看了自己的保镖一眼，突然警觉起来，“你是个新人，对吧？我的意思是，我还以为保镖我全都认识呢。”
“是的，先生。我们常在短时间内接到通知，被派到其他岗位，这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时刻保持状态。”
“基于习惯的心理预期——它能让所有人放松警惕。”心理医生继续穿过草坪，朝通常等在那儿的防弹车走去。今天的车不一样。“这不是我的车。”他迷惑不解地说。
“上车！”他的保镖命令道，同时彬彬有礼地打开了车门。
“啊？”车里的一双手抓住了他，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把他拽进后座，保镖随即跟了上来，把帕诺夫夹在中间。两个人摁住心理医生，车里头的那个家伙把帕诺夫的泡泡纱夹克从肩膀上扯下来，又撩起他夏季短袖衫的袖口。他把一支皮下注射器的针头扎进了帕诺夫的胳膊。
“晚安啦，医生。”军服翻领上别着医疗部队徽章的士兵说道，“打电话给纽约。”他又加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