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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城东北方十五里处，有着一处小山，小山不算大，也不算高，但树木却十分茂密，在夜色中，从山下眺望山上，总能感觉到一种莫名地狰狞。然而此处偏偏有个不错的名字，唤作打狼山，至于名称来历，已不可考。
幽州与涿州之间的官道，正是绕着打狼山而过，是以从山上往山下望来，能看清前后全道。若是幽州、涿州之间发生战事，那么这等地方，就正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
幽州与涿州的确正在发生战事，但幽州的李嗣昭、李嗣源二将，连带重获自由的高思继兄弟如今被团团包围在幽州孤城已近三月，这打狼山也就没了什么作用，刘仁恭的兵马早已撤走，除了各地守备之外，全军集结幽州城下，打算死围。
今夜的打狼山上，有一些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与此前刘仁恭派驻在此的军队相比，这些不速之客人数不算太多，百五有余，二百不足，领头的那人与众人一般穿着黑衣，身材略瘦，十分年轻，白面无须，细看居然还有些稚嫩。
他身边挨得最近的那名随从，魁梧高壮，脸上有条伤疤，在这月初时朦胧的月色下显得格外狰狞肃杀。
这二人，正是主持营救幽州李嗣昭等人的冯道与阿蛮。
少时，从山下传来马蹄声，冯道看了阿蛮一眼，后者立刻朝身边的几名牙兵一招手，上前查看，来人一共三骑，也是一身黑衣。打头那人一看阿蛮等人，刷地一下翻身下马，抱拳道：“元旅帅，一切顺利！”
阿蛮面色一缓，点点头，沉声道：“且去歇息，一会儿便要有一场苦战了。”
那三人一齐抱拳应是，各自牵马到一旁歇息去了。
阿蛮回到冯道身边将情况告知，冯道抬头看了一下夜色，道：“最后检查一下几处火神液的安放，还有军械监提供的那个‘导火索’。”他微微一顿，轻声道：“今个虽是晴天，但军械监的‘技术督导’再三强调导火索不能受潮，此次接应幽州之事事关重大，我辈万万不可轻忽大意，要是坏了节帅大计，谁都吃罪不起。”
阿蛮在军中时日已经不短，性子似乎比过去沉稳了许多，闻言也不多说，应了一声，便自领人下去检查了。
冯道深吸一口气，再次抬头看了看月色。他身旁不远处一名黑衣男子语气平静地道：“冯书记不必担心，今夜月光不亮不暗，正适合设伏。”
冯道苦笑道：“周五郎说的是，不过某非不知今夜正好设伏，只是……多少仍有些许紧张罢了。”
那周五郎点点头，道：“冯书记初次独当重任，有些紧张倒也可以理解，不过冯书记，有句话某不知当说不当说。”
冯道立刻道：“五郎久为老师‘十三亲卫’之一，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周五郎道：“某随节帅四年有余，一直是节帅牙兵，在这四年多时间里，节帅遭遇无数在我等看来根本就毫无办法应对之难事，然则不论是危险还是急迫，节帅从未在某等属下面前表现出半点为难，更别说紧张仓皇、手足无措等情况。正是因为节帅这般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因此我等亲随也便丝毫不乱……书记当知，节帅能有今日，实非幸致。某知冯书记你常以节帅为范，平日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于学业也足够勤奋刻苦，只是这镇定自若……”
冯道闻言，面色一肃，拱手行礼道：“周五郎指点得是，冯道谢过。”
冯道乃是李曜亲传弟子，又是河中节度使府掌书记，周五郎哪敢受他全礼，他吃了一惊，连忙避身回礼：“冯书记万莫折煞了某这等粗鄙之辈。”
冯道摇头道：“不然。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周五郎，你方才这话说得极是，某为之谢你，有何不可？”
周五郎知道冯道这人对礼节方面十分严肃固执，见他坚持，也就笑了笑，随口应了。正要再说什么，忽见得阿蛮带人匆匆跑来。冯道和周五郎同时面色一变，冯道开口问：“阿蛮，可是二位将军突围来了？”周五郎却凝神一听，道：“看来二位将军突围颇为成功，至少带来了四千骑兵。”
阿蛮已然操了狼牙棒在手，凛然道：“牙兵斥候来报，前方来了数千骑兵，打着火把，扬河东李字旗，料来正是二位将军至矣！”
冯道霍然挺直腰板：“好！斥候可有报告后方追兵情况？”
阿蛮摇头道：“我等人数有限，牙兵斥候发现二位将军人马之后立刻赶回打狼山，准备收网‘打狼’，未曾报告后方追兵情况。”
冯道不动声色，点点头：“那么，二位将军离此尚有多远，何时可至？”
阿蛮略微迟疑，周五郎见状插嘴道：“这个不必问了，半刻之内必然赶到。”
冯道心中暗道：“阿蛮虽然武艺精进极快，战阵经验较这些老兵却是差了。”当下一挥手：“各就各位，布置火神液，未得我号令，切不可点燃引线！”
“喏！”
“喏！”
三里外，李嗣昭骑在马上一边小跑，一边猛地转头，问道：“高将军，你看前方那山，可是约好的那座打狼山？”李嗣昭脸色还算精神，就是有些胡子拉碴，显然这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颇为紧张。
高思继反倒比他的状态还要好一些，此时答道：“不错，此处正是打狼山，某当日来此行猎不下四次，决计不会记错！”
李嗣昭大喜，朝身边的李嗣源道：“好得很，围我四月，仍叫我等逃出生天，某倒真想看看刘仁恭此时脸上是何模样！嘿，邈吉烈，咱们这就上山！”
李嗣源微微伸手一拦：“九兄谨慎些，先亮了那个什么‘信号弹’再上山不迟。”
李嗣昭一拍额头：“若非你提醒，某还真要忘了这一出……牙兵，点了河中送来的那三颗叫做‘信号弹’的爆竹！”
牙兵应声，掏出信号弹，就着火把点燃，猛地往天空一掷，那信号弹忽然爆了开来，发出与众不同的白光。
随即，山上也忽然亮起三颗信号弹。李嗣昭哈哈一笑：“果然是他们！可道这娃儿才多大岁数，正阳还真敢用他！”
李嗣源微笑着，道：“出人意表，才是正阳。”微微一顿，又道：“牙兵，传令下去，山上陷阱十分危险，上山一定要跟紧向导，若是走岔路丢了小命，枉死城中可别说是我李嗣源未曾提醒！”
“军使放心，已然说了三遍了，再不记得，那就是活该去枉死城点卯。”
一名商人打扮的男子打马上前，朝李嗣昭、李嗣源、高思继、高冕一抱拳：“诸位将军，请随某来。”说罢头前带路。此处乃是野山，山上本无道路，此刻又是夜间，抬眼看去哪儿都是一个模样，也不知这人如何辨识道路，带着李嗣昭等人一行，弯了几道拐，绕着上了打狼山。
走到最后的河东军刚刚上山，几乎还在半山腰时，身后的马蹄声就已然清晰可闻，果然是刘仁恭的追兵到了。不过今夜李嗣昭等人突围而出，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幽州，刘仁恭父子与单可及均已入城，派来追击的追兵，主将叫夏侯景。
夏侯景见李嗣昭等人领兵上山，虽然看似隐蔽，却被自己发现了后军的“尾巴”，当下哈哈大笑：“世人都说沙陀了得，我看不过如此。李嗣昭等人夸称名将，竟然才跑了几十里路，便力有不逮，只能逃进山上躲藏，真是可笑！诸军听我号令……上山！”
一名副将提醒道：“军使谨慎，李嗣昭等人颇经战阵，如此夺路而逃之时竟然上山，其中或许有诈。”
夏侯景摆手道：“他们在幽州被围了三四个月，城中粮草估计早已吃尽，要不然怎么突然杀出突围？这些人没准连马都喂不饱，如何能逃得远了？这山上的野草虽不适合喂马，但情急之下他们却也讲究不得，我等若是踌躇不前，他们的马匹吃饱，可就不那么好追了……功劳就在眼前，就看谁有本事拿到！冲啊！”
山上冯道已于李嗣昭等人见面，匆匆说了几句，冯道便面露喜色：“他们果然踏进了埋伏！此来追兵主将不知可是单可及，若是将他烧死在此，可就为大王出了一口恶气。”
李嗣昭摇头道：“来人当非单可及，单可及虽号勇将，却也不曾这般冒死，看他们这轻兵冒进的模样，没有半点章法，这追兵主将恐是夏侯景那厮。”
高思继银枪一挺，跃跃欲试地道：“看这情形，某等只要反身冲杀一阵，连蒲帅的那个什么……都可以省了。”
冯道笑道：“高都指，火神液是节帅特意运来要派大用场的，此物的威力，高都指稍候便可亲见。”
高思继笑了笑，看来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既然如此，某今日便开个眼界，瞧瞧蒲帅的杀手锏究竟何等惊人。”
冯道看了一眼山下，转头问一名紧张注视燕军动向的男子：“张技监，敌军已至，火神液可要引爆？”
张技监微微摇头：“再稍待片刻。”冯道等人只好耐着性子等着，高思继兄弟眼神一交，都是哂然一笑，他二人燕地豪杰，从来未将这种“神神道道”的事放在眼里，至于火神液这种东西，在他们看来无非也就是一次火攻中所用的火油，有何了不起的？
突然，张技监大喝一声：“快！点燃导火索！”
冯道全身一振，振臂高呼：“引爆！引爆！”
滋……滋……滋……
打狼山上多处地方响起了轻微的声响，燕军刚才听见张技监和冯道的高呼，也微微觉得有些不对，夏侯景大骂：“这山上的树长得忒密，李嗣昭他们怎么走的路！……什么声音？”
回答他的是一道冲天的火光，他还未曾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忽然飞上了天，树顶居然在自己脚下了，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瞬，他听见了“砰！砰！砰！”数声巨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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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便是这般了，屯田军士、百姓偷逃日益严重，营田军、民也多诉苦，若是节帅府依旧坚持这些法令，恐怕今后屯田、营田，只能荒废了……”
“监军所言甚是，长此以往，别说屯田必废，便是营田也难以为继，而两田既废，则大军无食，凶年无储，危之大矣。”
河中节度使府，白虎节堂中，李曜面沉如水，听着张居翰、张全义说起目前河中农业方面——特别是屯田、营田方面出现的麻烦。自从河中主抓工、商之后，由于从事工、商业获利远高于种田，而河中节度使府不仅不压制商人地位，还在某些时候刻意抬高，以至于过去屯田、营田之人，无论军民，都有不同程度地偷逃现象，转而受雇于工厂，或者凑钱经营一些小商铺、小作坊，使得屯田、营田今年的“农忙”都有些名不副实。
李曜在推行新政之前，就仔细思考过古代为何要重农抑商，也思考过其中的不足，并且觉得农、工、商是可以做到1+1+1大于3的，他甚至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推进一个古代版的“农业产业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农业人手过多流向工商业的弊病便已经先冒了出来，这让李曜有些始料未及，不得不承认：涉及制度的改革，永远都是最难的，难怪穿越前那个政府改了几十年，民众仍然很不满意。看来，有些事，第一是不能急，得一步步来；第二是先要考虑周全，论证清楚，不然就会乱套。只是，这“两田”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如果农业除了差错，自己还想要出征别处，那就完全没有可行性了。要知道商业再发达，河中节帅府再有钱，也不可能去汴梁买米——粮食在古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物资，能卖给你？
以李曜的手段，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也颇为棘手？一是屯田、营田十分重要，不能出现大的麻烦；二是制度的问题，还得靠制度解决，而这个制度很是不好解决。
所谓屯田、营田，是中国古代社会两种不同的田制。在历史上，其产生、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屯田自汉代产生，至明清时期依然存在，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就近解决军需；营田主要存在于唐宋时期，存在目的主要是为了安置流民、发展生产、以丰国库。二者虽都在唐代同时存在，并且都属于国有土地系统，但却是两种有区别的土地经营制度。然而实际上，即便在后世一些学者的文章或论著中，都常有将二者通用互代，造成概念上的模糊，甚至包括《辞海》，也将二者混淆，其实屯田和营田绝不是一回事。
诚然，在唐代，屯田与营田是两种并存的土地经营制度，之所以二者常常容易被混淆，是由于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其相似之处主要有四点，即经营者、设置目的、设置地点和经营方式都很类似。[注1]
屯田与营田虽然在上述方面有相似之处，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其不同主要是组织管理系统的不同。
首先是在中央的直属机构不同。屯田在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尚书省下的工部。如工部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可见，尚书省的工部侍郎是管理屯田的最高级官员。工部之下设屯田部，屯田部设屯田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具体负责屯田之事。
然而，营田在中央的直属机构则是尚书省下的户部。比如唐代营田使职名前常常冠以支度或度支之名。如中宗神龙初，姜师度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中宗景龙年间，韦凑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傅孟恭充本州押蕃落及监牧副使、兼度支银州营田使。支度使是唐代地方财政使职名称，掌军资调度转输，是支度军粮使的简称。支度营田使即支度使与营田使合一。唐前期营田使名前冠以支度，表明其独立性较强。度支是户部下属的四曹之一，掌管土地赋税等事宜。营田使名前冠以度支，是因为这一时期营田使归户部管理。
除此之外，营田地里的收获物上交度支。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元卿上言，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这也是因为营田归属户部。
其次，地方级管理机构也不同。
屯田在中央隶属工部，但工部只是总领机构；屯田在地方上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如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这是说，尚书省是屯田的最高管理机构，之下的机构分别有司农寺、州、镇、诸军等。司农寺一般管理畿内屯田；州镇诸军管理的是边地屯田。
营田的地方级管理机构也因营田设置地点的不同而不同。设在京畿附近的一般由司农少卿主管。如高宗时，韦弘机擢司农少卿，主东都营田苑。设在州、军、道的营田，则多由州、军、道长官兼管，兼职名见于记载的有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营田判官、田曹参军事等，如韦凑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玄宗时，哥舒翰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玄宗立，擢崔隐甫汾州长史，兼河东道支度营田使，迁洛阳令。大历初，张延赏除河南尹、诸道营田副使。大历初，张镒上奏某人为营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开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参军一员，阶品俸料一事已上，同军家判司，专知营田。
以上官职名中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的权利要稍大些。营田判官是营田使的下属官员，不仅判案，还要出使综理营田事务，是控制诸道营田、保证营田收入供应京师的主要官吏。田曹参军事品级同营田判官，专门执掌营田事务。营田官员的设置，有的以一州、一道为单位设置，有的是数州、数道合置；至于军中，则是根据军中人数而定。即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一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
再次就是基层管理组织也不同。
唐代屯田的最基层单位为屯，每屯的屯田面积大小不等，隶司农寺者，每二十至三十顷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每屯都设有屯官，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五屯则署监及丞以统之。屯主、屯副，屯监、屯丞即为屯田最基层的管理官。这些屯官多由品官担任，一般“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
营田的基层管理组织，在《长安三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中说：“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这是说营田的基层管理者在县级有检校营田官，在县之下的乡级有检校营田人若干。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检校核实该乡的逃户田地及阕职官人地，以劝人营种，劝种者纳课等。
再有，督察巡视的职官也不同。屯田、营田在解决军粮及增加国用方面有重要作用，所以，唐朝廷对之很重视，除设置层层机构进行日常组织管理外，还会派中央级的官员不定期地赴地方巡视监督。
由于畿内屯田直属司农寺，所以，督察官一般由司农卿和司农少卿担任，在每年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而州、镇、诸军的屯田，则一般由监察御史分掌，“若诸道屯田及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说的便是这种情况。但也不排除派其他使职督察的情况，如开元二十九年，敕新丰、朝邑屯田，令长春-宫使检校。此外，在基层还设立过都巡仓碾河堰判官、屯田都巡使等巡视屯田的官职。
对于营田事务，则没有常设的巡视官员，只是在出现重大问题时，朝廷会临时派专人巡查。如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为图功效，虚报营田数，帝乃命主客郎中白行简覆验，志不胜其惧，遂欲自裁。这里主客郎中白行简查验贺拔志营田一事，即属临时指派。
然而这是朝廷能够正常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实际在黄巢之乱后，朝廷行使职权的范围小了很多。譬如李曜这个河中节度使下，屯田、营田的收入，已经完全不向朝廷上缴，朝廷自然也不会免费派人帮他来管理，因此那批中基层的官吏虽然仍在，但事实上已经并不向朝廷述职，而是直接对节度使府负责。换句话说，这些屯田、营田，都归河中节度使府“自负盈亏”。
后世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态度很简单：国家财政补贴。换句话说就是拿工商业的利润来补贴农业生产。但是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工商业方面现阶段投资很大，而收益暂时还拿不到；二是补贴的方式，是直接补贴钱，还是以减税来变相补贴。
李曜于是道：“逃走的不必强抓了，将剩下的田地重新分配，现在剩下多少户，就分多少户，按户平均分配。”
张全义微微一怔：“会不会多了些？现在逃掉的约莫占了全额两成，这样一分……”
李曜摆手道：“无妨。”
张居翰则皱眉道：“人手少而田地广，若是他们种不了这么多地，怎么办？”
李曜道：“改变征税办法，降低税率，而后多出来的粮食，全归他们自己，节帅府不再额外征收。”
张居翰二人吃了一惊，张居翰道：“节帅这办法，于民固然有利，但这般下来，军府所得粮食只怕不够啊。”
李曜道：“无妨，几大水利工程开工之后，河中的水利建设便不比以往，似去年大旱那般的凶年，我河中也就不至于颗粒无收。另外，农业司正在研究几种改进型的农具，一旦成功，对于节省人力资源，也是有帮助的。至于军府所得粮食会不会不足，此前农业司方面也曾做过核算，认为我们河中现在缺的不是人口，而是耕地，只要再开发一些梯田，在一些不适合种粮的土地上种植一些其他作物，粮食本身并不短缺。事实上，某如今更关注的是粮食的转运调拨，军府一旦作战，粮食在转运调拨中的损耗实在太大了。”
李曜最后这句话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实情：光有粮食不够，运输才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商品构成及其流转距离，是衡量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商品交换水平的两个重要尺度。商品构成如果包括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内，而且其地区间的流转距离加大，无疑标志着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中，粮食的长途贩运格外关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汉代谚语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表明汉代人已经认识到粮食长途贩运的距离与其商业利润之间有一定的数量制约关系。
李曜搞供销出身，当初他所在的那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货物运输也权操其手，他甚至还去进修过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名教授上课时就从古到今地分析过商品运输。那位教授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长途贩运现象比前代增多，并以此作为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表现。可惜那节课毕竟是面向现代，那位教授也只是随口说了一下古代的情况，其所论未能注意区分粮食长途贩运的水运距离与陆运距离的不同，有欠深入。其实，沈约在《宋书》中曾经指出：“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可见南朝时粮食作为比较笨重的商品，要进行大量的交易已非易事，若要从陆路进行长途贩运，其难度更大。这是后来李曜在闲暇之时所了解到的。
至于汉唐间大批粮食的长途运输，往往以水运为主。然而，粮食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要最终实现销售，陆路运输又不可或缺。因为河川毕竟有限，无法四通八达。即使是水运到商品集散地，还须靠陆运才能散泄到星罗棋布的城乡粮食市场。所以，中国古代两地间的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远近，关系到对当时粮食流通范围乃至对当时商品经济水平的估计。李曜到唐代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负责转运事宜，因此对这其中的损耗颇为心惊，现代人习惯了现代化的运输手段，再回头看古代的粮食运输损耗，格外地震惊，他曾拟就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试作量化研究，时或兼及水运距离，后来事务繁忙，便将这件事交给了陆运司和水运司，由他们去做计算，还真得出了结果。不过两司的计算是根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算出来的，而那种表述方式李曜十分的不习惯，因此他私下仍然将其改换成了后世所学的模样，用英文字母来代替，然后将之核算了一次。
其实制约唐代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经济因素，可分为粮食销售价(P)和粮食经营成本(C)两方面。而粮食经营成本包括粮食收购价(C)、运输费用(tf)、商税(t)、途中货物寄存费用(sf)等各项。其中运输费用一项，唐人称为“脚直”。李曜查阅《史记·货殖列传》，发现汉代商业利润平均为成本的20％，而唐人也有商人追逐什二之利的说法。他自己的计算即取为一个参数。因此，商人长途贩运粮食时，其期望的销售价与经营成本的关系用公式可表示为：
P＝C＋0.2C＝C＋tf＋sf＋0.2C
在正常情况下，商人长途贩运粮食的经营成本要多少？
首先，关于脚直。其中已包含照管所雇车马驴等的人手雇直、车损、马料、食宿等各种费用在内。《大唐六典·度支》对天下舟车水陆运输的脚直有明确规定：
“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缺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孤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其用小舡处，并运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据李曜现在的了解，至少当前北运，实际是每斗300里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约6.25斤，则北运斛斗费用高出《大唐六典》所定车载脚直两倍多。
如果说朝廷方面，官方脚直依然按《大唐六典》规定执行。比如德宗时，从淮南转运诸州米至东渭桥，每斗船脚约用钱200文。若按斗米折6.25斤计算，从淮南至东渭桥的水路里程约2500余里，设若以《大唐六典》规定的水运脚直计算，其运费约为230余文。可见，《大唐六典》诸规定至少在德宗朝基本上仍在沿用，而且直到开成年间，仍是如此。开成四年(839年)四月七日，圆仁由心净寺至县城，官家出面为其雇驴，20里路计驴功20文，即百斤百里百文。
然而各地民间脚直与官价差别就很大了。开成四年四月七日，心净寺寺主为圆仁雇驴三头，骑之发去，驴一头行里，功钱五十文，三头计百五十文。折算成百斤百里250文。高出官定脚价150文。不过据西去开拓商贸的一批军械监商队回来说，在敦煌，驴驼的脚直却比较低廉。这个李曜倒是理解，去年，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奉差入京，雇八岁黄父驼1头，雇价准绢5疋。敦煌距京师3650里，假定驼日行70里，仅路途往返便需104天，若按日绢3尺的官定雇直计算，雇价绢为312尺，折约8匹。高出实际雇价2至3匹。若实际雇驼价未含驼料价，以驼日给斗菽为准，往返所需驼料为10.4石。敦煌绢1匹，断价22硕。从敦煌至京师的雇驼价是5.5至6.5匹绢，低于官定脚价。这种差别，李曜为图方便，当然不可能算得那么清楚，便偷懒以价格还算适中的官定脚直作为民间脚直的参数。
其次，关于商税。大唐前期长期未开征全国性的商税。到天宝年间，始开征市肆之税，即《唐会要·太府寺》记载的“除陌钱每贯二十文。”征收的商品交易税为五十税一。唐后期，两税法规定的商税为三十税一。李曜对比后世的经济情况之后一直认为，这农税应该降低，而商税还要提高。
再次，关于途中的货物寄存费用。长途贩运若超过一天的行程，商人必须宿店停货，就发生货物寄存费用，唐代称为邸直。但是有较大一部分是免费的，所以李曜在计算时暂未计入经营成本。
最后，是粮食收购价。这个东西是涨跌幅度差距最大的(无风注：本书初期就有提及)。而李曜隐约记得后世全汉升的《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把唐代物价变动分为七个阶段，即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下落，安史之乱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和唐末的上涨。由于安史之乱，唐末两个时期受战乱影响，粮价之高过于异常，不符合一般价格变动规律，故他在计算时不予涉及，只选用比较正常的太宗高宗时期、开元天宝时期、两税法实行后这三个阶段的粮价，作为参数。按说他应该选唐末时期，但他算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弄清损耗比，以及可能获得的利润比，像他现在所处的这种时代，时涨时落，以他的数学能力，是没法计算的，只能作罢。
于是，他假设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为X，水运距离为Y，即可利用两地粮价高低之差，考虑商人的一般经营成本和平均商业利润，从而估算出X与Y的数值。
第一“题”，贞观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十六年(642年)，米斗值5钱，尤贱处，计斗值3钱。因斗米约重6．25斤，百斗米重625斤。假定贩运百斗米，以法定脚直为准，则其车载脚直约为百斗每里6文，水路沿流约为3.75、3.13和2.5文；在两地粮价差仅为3文时，求陆路粮食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5×100：2×100＋6X＋(2×100＋6X)×2／10
X≈36里；
水路贩运最远距离Y可达：
5×100＝2×100＋2．5Y＋(2×100＋2．5Y)×2／10，y≈87里。即在粮价相差3文的情况下，要保证有所赢利，粮食水陆贩运的最长距离均不过百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40％，陆路运输费用约占43．2％，水路运输费用约占21．9％。
第二“题”，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关中饥馑，米斗300。五月乙卯，关中先水灾，后旱煌，米斗400。若按上述方法计算，假定它州仍丰收，粮价为斗米5文，在两地粮价差为295文情况下，粮食陆路贩运距离X可达：
300×100＝5×100＋6X＋(5×100＋6X)×2／10；X≈3333里。
即千里贩运可以实现。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史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采取的是就食政策，以人口流动取代粮食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中地狭，余粮不足以供应，而从外地运粮至京成本又太高，朝廷与百姓都不能承受。故《新唐书·食货一》后来写道：“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结，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
第三“题”，开元六、七年，米斗3钱。开元九年，于阗粟斗别15文，折米斗26文。在粮价之差为23文时，能否实现粮食由关中或中原向西域的流通？计算结果是不能。因为在粮价差仅为23文时，粮食陆路贩运最远距离X为：
26×100＝3×100＋6X＋(3×100＋6X)×2／10；X≈310里。而于阗距安西都护府治所西州就有2000里之遥。
第四“题”，开元十三年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20文。开元二十五年，米斗之价钱13，青齐问斗才3钱。取青齐米价斗3钱，两京米价斗20文计算，青齐与两京问能否实现千里贩运？齐州至东都1244里，青州距东都1607里。齐、青两州距长安更远。若陆运车载由齐州贩粮至东都，米百斗的经营成本是：
C＝3×100＋6×1244＝7764文，即每斗约78文。高出东都粮价58文。也就是说，在青齐与两京问粮价差仅为17文时，商人非但无利可图，还会赔本，故两地间的粮食千里贩运不可能实现。
第五“题”，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沙州和籴粮价，其中粟斗估27文、32文；敦煌(即沙州)“五谷时价”，其中粟一斗直钱叁拾肆文。按粟价斗40文，米斗70文的比例折算，沙州米价为47文、56文和60文。假定某地粮价为开元二十五年的米斗13文，取沙州最高粮价米斗60文计算，其粮食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60×100＝13×100＋6X＋60×100×1／50＋(13×100＋6X)×2／10
X≈600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总成本的22％，运费约占总成本的60％。
第六“题”，德宗时期，关辅之地，年谷屡登，谷价约斗40有余，米价约斗70以下；而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若陆运车载，斗米150文的价格，求百斗米的最远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150×100＝70×100＋6X＋150×100×1／30＋(70×100＋6X)×2／10
X≈875里
而扬州到长安的陆路距离最近的也有2753里之遥。若水运，从长安至扬州2500余里的百斗粮食经营成本为：
C＝70×100＋(700×3.75＋300×3.13＋1520×3.13)＋150×100×1／30＝14321.6文
可见，无论水运、陆运，在长安与扬州间粮价差为80文时，不能实现两地间粮食远距离流通。
第七“题”，若两地间粮价差为150文时，能否实现陆路千里贩运？答案仍是否定的。元和元年(806年)，江淮大旱，宣州斗米价200。假定它处丰收，斗米50文，为卖出千米200文的高价，其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200×100＝50×100＋6X＋200×100×1／30＋(50×100＋6X)×2／10
X≈1851里；若水运其距离可达5000里，这是指在沿流而下时。在逻辑上销售价为斗米200文时，粮食陆运距离可超过千里，可实际上并不能实现。事实正如李翱所述，当宣州米价斗及200时，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并无陆运车载米到来。因为水运费用远比陆运费用低廉，获利更多。
第八“题”，开成五年(840年)，登州蓬莱县粟米1斗30文；莱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1斗50文；北海县米1斗60文；青州粟米1斗80文；禹城县粟米1斗45文。登、莱、青、齐4州虽近处海边，限于唐代海运十分困难，危险万分，又远离运河，因此，4州间的交通只能依赖陆路。四地间陆路里程分别是：蓬莱县至莱州城235里，莱州城至北海县205里，北海县至青州125里，青州城至属城县330里，蓬莱县至青州540里。
若当时从登州蓬莱县贩米100斗至235里外的莱州城出售，其陆运车载的经营成本：
C＝30×100＋235×6＋50×100×1／30＝4577文，即米斗46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所贩每斗米的销售价至少需要达到54文。而莱州米价是每斗50文。虽获利稍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还是可以实现的。其中，粮食购买成本约占总成本的66％，运费约占31％。
若当时从莱州城向200余里外的北海县贩粮100斗，其经营成本是：
C＝50×100＋205×6＋60×100×1／30＝6430文，即米斗64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其异地销售价至少应在每斗76.8文以上。而北海县米价每斗为60文，故在如此低廉的价格水平上，两地问实现粮食贩运的可能性很小。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在经营成本中比重约为78％，运费约为19％。
若当时从北海县贩粮至125里外的青州出售，米斗所需经营成本为：
C＝60×100＋125×6＋80×100×1／30＝7017文，即斗70文。以获利十分之二为准，青州米价至少应达每斗84文。青州实际米价为斗别80文。在获利稍少的情况下，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可以实现。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本的86％，运费约占11％。
若当时从蓬莱县贩米至540里外的青州，百斗所需经营成本C＝30×100＋540×6＋80×100×1／30＝6507文，即斗65文。其中，购粮成本约占经营总成本的46％，运费约为50％。若获取十分之二的纯利，在青州至少要以斗别78文的价格销售。而青州米价实际是斗80文，故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完全有利可图。在此价格水平上，粮食贩运距离还可扩展：80×100＋6X＋80×100×1／30＋(30×100＋6X＋80×100×1／30)×2／10
X≈581里。
若当时从禹城县贩米至330里外的青州，百斗的经营成本C＝45×100＋330×6＋80×100×1／30＝6847文，即每斗68文。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成本的66％，运费约占29％。若取利十分之二，在青州至少要以每斗82文的价格出售。而青州实际粮价是每斗80文，获利虽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可以进行。
这些计算结果是惊人的——至少足以震惊李曜这个“后人”。
有唐一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并未超越汉代“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水平。就他掌握的资料计算，正常年景、正常粮价水平时，粮食陆路贩运的最远距离一般不超过600里。在这个范围之内，粮价差每增加10文，陆运里程随之延长100里左右。特殊情况下，如某地因灾荒粮价较高，它处仍然丰收，则陆路贩运距离可能超出800里。然而，若考虑其他成本因素以及斗米的实际重量远在6．25斤之上，陆路长途贩运距离还要缩短。其实他所有计算，还未把粮食陆路贩运中的其它各项费用计在经营成本之内，如邸直、食宿费、给牙人的费用、过税等。若加上这些支出，经营成本势必还要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陆路贩运距离的缩短。
通过这些计算，李曜知道唐代粮食贩运的经营成本直接决定粮食陆路贩运的距离。其中，若两地相距不到500里，购粮成本因其约占总成本的一半以上而起主要作用；超过500里，则因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一半，运输成本取代购粮成本的地位起主要制约作用。可见，若要使粮食陆路贩运距离延长，除提高买卖两地之间粮价差外，最重要的举措应当是改善陆运条件，降低运费，进而降低经营成本。这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地区往往难于实现，而李曜觉得非常有必要在这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弄。
其实刚才他得出的结论还可作一反证。由于粮食的陆路调运受官私运输费用的制约有客观的距离限制，为了备荒救灾，所以朝廷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依赖市场调配功能，而是设法就近建立仓贮(包括义仓和常平仓)，就地赈贷。若仓贮不足，往往采取任灾民逐食他乡的办法。
如贞观初年，因国无储积，加之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莫不自安。贞观三年，关中丰孰咸自归乡。总章三年，天下40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诏令任往诸州逐食。永淳元年，以年饥，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谷。不仅百姓就食，高宗自己亦常率百官住东都就粮，玄宗也曾数幸东都，以就贮积。而且就食地区广阔，朝廷甚至允许河南、河北百姓往淮南、江南逐食。安史之乱后，因关中米贵，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知合斗储，皆求地蜀人。这都是人流动代替物流协的作法。
即使物流动，其流动范围亦很有限。如贞观七年，山东、河南13州大水，朝廷遣使赈恤。高宗永徽二年诏，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开元二十一年，京师饥，诏出太仓米200万石赈给。到了后期，朝廷在京师屡出太仓米贱粜，在河南府出含嘉仓米出粜，在其它地区如郑、滑、定、越等州则中以当处义仓斛斗赈给。总之，在唐代，即使是凶荒年景各价极高，由于陆路运输成本太高，粮食流通范围亦未见扩大，朝廷仓粮流通也仅限于各州郡、城镇范围内。灾歉之际，长途流动的多是人而非物。换言之，超越千里的粮食长途贩运只在顺流而下的水路和朝廷不计成本的水陆结合的漕运才可实现。
既然运送不能实现，那么粮食生意就只能就地来做，而军队一旦出征，所耗费的粮食更是惊人。这就是为何有了李曜掌握的河东军械监之后，李克用遇到一次大旱，就立刻变得缺粮的原因了。李曜再怎么了得，除非完全不计成本四处调度，才能勉为其难不使粮食匮乏，否则的话，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旱情爆发之处粮价飞涨。
而且李克用这些年打仗就没停过，那个消耗又岂是玩笑？
想到这里，李曜捏了捏眉心，道：“除了这些之外，陆运司驰道的规划某也已然批准了，河中七州之间的官道都要重新整修，修成驰道，要求是暴雨不断路。待驰道修成，河中诸州之间的粮食调拨便要轻松许多，至于河东方面，待河中修完，看看成效，再决定是否照此办理。”
张全义苦笑道：“就怕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节帅。”
李曜微微一笑，道：“二位还是要多去农业司，最近有几项研究，某十分重视，不知二位可曾知晓？”
二张对视一眼，同时摇头。李曜道：“一个是养猪，一个是蓄肥。”
“蓄肥？”二张同时反问了一声，看他们的模样，显然没有听懂。
李曜笑道：“某之所谓肥，肥料是也。”
张全义苦笑问：“那，又何为肥料？”
李曜干咳一声：“便是粪。”
张全义愕然，张居翰也奇道：“节帅为之易名？”
李曜摸摸鼻子：“所谓肥料，乃指使地肥沃之料，只是换个说法罢了。”
张全义想了想，问道：“节帅的意思是，储存粪……那个肥料？”
“不光储存。”李曜道：“施肥是一门很严肃的学问……”
张全义老大不小了，听了这一句，却忍不住“噗”地笑了一下。李曜偏偏不笑，一本正经道：“农业司已经试验出了几种新的制肥办法，以及种什么东西需要什么肥料……这难道不是学问么？张公勿笑，某以为此中学问，不比吟诗作赋来得小。诗吟得再好，养不活人，肥料施得好了，却说不定便能多养活不少人。”
张全义听得肃然一惊，拱手一礼：“节帅教训得极是。”
李曜见他明白过来，这才道：“此番农业司弄了这么一些……”当下把他根据中国古代肥料使用发展，引导农业司搞的新型肥料如数家珍的说了出来，让二张知晓。
诚如方才他们对话所言，中国古代文献中称肥料为粪，如土粪、皮毛粪等。甚至以植物作肥料也称粪，野生绿肥称草粪，栽培绿肥称苗粪。施肥则称为粪田。在漫长的岁月中，肥料的应用和施肥技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诗经·周颂》中有“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的诗句，说明西周时已认识到杂草腐烂后的肥田作用。《礼记·月令》说利用夏季高温和降雨沤腐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上疆”，《孟子》说“百亩之田，百亩之粪”，《荀子》说“多粪肥田”等，秦、汉以前肥料已受重视。
到了汉代，农家肥源迅速扩大。据《□胜之书》记载，当时溷肥（厕所人粪尿）、厩肥(牲畜粪肥)、蚕矢(蚕粪)及其他排泄物、碎骨等肥料种类大大增加。在施肥方法方面，基肥、种肥和追肥的施用已分别进行。基肥有的是大田漫撒，有的是在区田中集中施用。播种时采取带肥下种的溲种法；还用蚕矢和人粪尿腐熟作追肥施于麻田等。对于各种施肥方法的作用当时文献中也有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突出成就是从过去简单地利用野生绿肥发展到栽培绿肥。西晋《广志》称“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是人工栽培绿肥的最早记载。北魏《齐民要术》进一步肯定了绿肥的增产效果和它在轮作中的地位。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当时绿肥的栽培利用遍及南北各地，从大田种谷到种瓜、葵和葱等都用绿肥作基肥，并知桑田间作绿肥作物如绿豆、小豆和芜青之类，可改良土壤和使桑树生长良好。
施肥技术的进步，反映在蔬菜生产上，是《齐民要术》总结的“粪大水勤”；在果树生产上也已知桃树增施熟粪，可提高桃子品质。还首次出现了利用牛粪制造堆肥的“踏粪法”的记载。
而李曜自然是将唐朝以后的肥料制造和使用办法提前拿出来。首先是宋、元时期的技术。这一时期的重大进步是对合理施肥重要性的认识。他向农业司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还阐述了“用粪得理”和用粪如用药的道理。等农业司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之后，李曜又用“粪壤”概括了施肥改土的作用，说：“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
随着李曜的干涉，农业司制造的肥料种类也显著增加，新出现的肥料有河泥、麻枯（即芝麻饼）以及无机肥料石灰、石膏、食盐和硫磺等。为了做到合理施用，李曜凭着一点记忆提出：低田水冷，施用石灰，可使土变暖，有益发苗；作肥料，秧田施用麻枯和火粪最佳，但不可用大粪，尤忌生粪浇灌；种苎麻，用驴马生粪可生热御寒；种百合和韭用马粪尤为适宜；种山药，忌人粪尿，宜牛粪、麻枯等。多次追肥的方法也略微提及，让他们去试验。
而在肥料积制和加工方面，农业司在李曜的指导下创造河泥积制、饼肥发酵、烧土粪和沤肥等新的方法。为了保存肥效，还创建了设在农舍附近的粪屋和设在田头的砖窖等积肥、保肥设施。
李曜记得明、清时期肥源还进一步扩大过。肥料种类由宋、元时代的大约60多种发展到100多种，《知本提纲》将它们归纳为：人粪、畜粪、草粪、火粪、泥粪、蛤灰粪、苗粪、油粕粪、黑豆粪、皮毛粪等十类。当时在冷水田插秧时常用骨灰蘸秧根，认为骨肥有发苗作用。饼肥在宋、元时主要为麻饼和豆饼，明、清时期已有菜子饼、大眼桐饼、乌桕饼、芝麻饼、棉子饼、楂饼、莱菔子、猪干豆饼等。绿肥种类增加尤多，常见的有苕饶（黄花草）、大麦、蚕豆、绿豆、胡麻、油菜、萝卜等。无机肥也增加了黑矾等种类。杂肥如蚕沙、鱼腥水、米泔、稻糠、酒罐头泥等则在大田作物和果树、蔬菜、花卉、竹木以及药用植物等的栽培上都有施用。
肥料积制方法也有新的创造有几种：譬如蒸粪法，相当于现在的堆肥；又如酿粪法，是对宋代沤肥法的改进，相当于现在的沤肥；再如粪丹，是一种综合性肥料，成分包括豆饼、鸟兽内脏以及砒霜等。
但是这些东西，一时还急不来，而且李曜也不打算全部靠自己指导他们去“创造发明”，毕竟他脑子里带来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他们一个思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才是正理。
这些事情一说，张全义喜不自胜，搓着手直笑，果然如老农一般。张居翰则叹道：“节帅深谋远虑，奴婢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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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拿下邢洺磁三州的消息传入表里山河，晋王于太原也惊得仿佛兜头被人倾下一桶冰水。正手脚发冷，却不料李嗣昭、李嗣源从幽州突围，带着高思继、高冕兄弟，外加四千骑兵回到太原。李克用大喜之下，遂命李嗣昭率一万大军直赴青山，会合周德威收复邢洺。
李嗣昭到达青山，周德威备酒迎接。李嗣昭独守孤城四月，愣是硬扛住了刘仁恭的十万大军，此来收复邢洺，先与葛从周的一支偏师交手一场，初战告捷。李嗣昭得胜一场，觉得汴军也不过尔尔，未免生起三分骄矜之心，对周德威笑道：“镇远公威震河北，都校(指现任河东蕃汉马步军都校李存孝)之后，无人能敌，怎么会输给了葛从周那厮？”
周德威听出他讥笑，不悦道：“未料王彦章复出，此人勇悍，河东之内，非李都校莫可敌。”
李嗣昭哈哈大笑：“何止都校，正阳麾下朱八戒便曾胜过此人，何足挂齿？待我明日擒得他来。”
“大王命我二人收复邢洺，责任重大，某意不可鲁莽行事。”
“葛从周夺我城池，立足未稳，正该我等用兵神速，尽早夺回才是，此时按兵不动，大王命我来游山玩水的不成？某明日便要攻取邢州，若然不下，罪责自担。”李嗣昭怫然不悦。
“葛从周新胜，兵锋正锐，取邢州事，某依然认为，须得从长计议。”周德威老成持重，死不松口。李嗣昭心中十分不悦，但此番李克用未曾说明谁主谁辅，李嗣昭也没办法强迫。次日一早，也不与周德威招呼一声，自率一万步骑攻打邢州去了。
周德威得信后无奈摇头，知道他此去多半会有闪失，忙将步骑跟上。
朱温既已取得邢洺，本当一鼓作气，攻打常山王镕。然而杨行密与太原有约，岂会坐视其夺取河北。刚好襄州忠义节度使赵匡凝联合蔡州刺史崔洪联名送来书信，表达脱汴附淮的意思。杨行密乘势就令朱瑾率三万大军攻打徐州。朱温闻信，面露忧色。
葛从周道：“大王但领三万大军回防，留两万军给末将，定可固守邢洺，择机再取常山。”朱温居然也不问葛从周何以敢于这般肯定，便自统大军回转了去。
李嗣昭来到邢州城下，便高呼请王彦章出战。众将问葛从周当如何应敌？葛从周笑道：“无妨，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此人困守孤城四月，竟能突围而出，也是个对手。不过，某却自有法子破他。”遂唤过张归霸，嘱咐一番。张归霸领命而去，葛从周便将大军出城，列阵相迎。
李嗣昭见了葛从周，大笑：“葛司空，若论军前交手，你实不是我李嗣昭的敌手，快叫王彦章出战！”
“好大口气！你不就是太谷韩进通么？改姓背祖的家奴，如此恬不知耻，在此大呼小叫作甚？王彦章已随大王回汴州了！你今日若能过某这一关，就算你命大！”
李嗣昭被他气得牙根直痒痒，怒目圆瞋道：“狗奴，竟敢欺我！”一挺点钢枪，拔马来取葛从周。
葛从周知道只凭武艺绝非李嗣昭敌手，见状立刻闪入阵中，令旗一挥，刀楯手、弓弩手迅速移行向前，只见箭矢如簧。
李嗣昭舞抢拨箭，边拨边骂：“贼厮鸟，口齿忒好，却作缩头乌龟？不是要与我斗阵么？”骂了一阵见不能进步，只好退回本军，也摆开阵势。
然而与葛从周斗阵，李嗣昭这支兵却不行。葛从周的兵是他亲手训练而来，李嗣昭手底下这支兵却是李克用临时给他的，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杂兵。一阵箭雨过后，两军肉搏。葛从周令旗挥舞不止，汴军左冲右突，阵型不乱。而李嗣昭步军却已被冲的七零八落，溃乱而奔。李嗣昭见状大怒，斩杀多员溃兵，也不能制止。所幸周德威赶至，冲杀的一阵，军心方稳。葛从周见状，令鸣金收兵。
周德威、李嗣昭也收军退回。未行几里，忽见两侧大军拥出，断了归路。正是张归霸，他奉葛从周命令迂回绕道后方。葛从周也率大军从后掩杀至，两厢夹攻，晋军一时大败。周德威、李嗣昭仗着勇悍，杀出一条血路，却仅剩下不足五千骑退入青山。
这才入山口，却又见前方灰尘漫天，肯定是有大军迎面赶来。李嗣昭大吃一惊，两眼发愣，喃喃道：“幽州雄城埋不得我李嗣昭，不意今日却要命丧青山了！”
周德威毕竟战场经验老于嗣昭，定睛一看来军，大笑道：“益光莫被山东葛吓破胆了，看那来军，皂旗黑甲，分明是我们河东的援军。”
周嗣昭见周德威反唇相讥，心中是老大不快活，只是自己夸口在前，落败在后，一时说不起话，只好装没听见。
顿了一顿，李嗣昭再望来军，说道：“必是大王派十弟来援！有邈吉烈在，定能助我破敌！”乃策马迎上，果然是李嗣源。其奉晋王教令，率领五百骑前来接应。
李嗣源听说李嗣昭、周德威战败，葛从周追兵将至，皱眉对李嗣昭道：“大王知你二人相会，恐不相统帅，故而派某来，嘱咐九兄一句，临战之前，须听周老将军，也是怪我来得迟了！”
李嗣昭这才面有愧色，可是仍然不服周德威，说道：“眼下事已至此，不若邈吉烈你来拿个主意！”周德威也请李嗣源出个主意。
李嗣源摇头道：“某可不是正阳，某没有主意，只知道力战而已。现在步军已经溃散，只剩下我三部五六千骑，如果也溃逃，则势不可支了。我试着出击，看看如何……不捷而死，总比被追着打强。”
李嗣昭道：“甚好！某从十弟之副。”说完，回望周德威一眼。周德威毕竟也是败军，气势也较李嗣源也短了一截，既然李嗣昭也愿意听李嗣源指挥，他遂也表态听从李嗣源指挥。
正在此时，斥候报葛从周已率精骑追至山口，李嗣源拍马奔上一高丘，解鞍下马，就制高点挥动皂旗，左右胡乱指画，假作布阵的态势，却是没有章法。葛从周看不清高丘上是何人，更看不懂旗意，就猜不透晋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又听到李嗣源开始高呼：“我乃晋王帐下李嗣源，奉大王之命，只来取了葛从周性命，余者不论。”
葛从周惊闻李嗣源到来，不知他带来的援兵有多少，怎敢贸然进攻？便下令就地休整，静观其意。
李嗣源见葛从周已被震慑住，乃从高丘上走下，纵马杀过来闯阵。李嗣昭、周德威继后。
葛从周见李嗣源杀来，列阵相迎，以乱箭扫射。李嗣源身披军械监特制冷锻精甲，身中数箭，毫无惧色，长枪在手，直取葛从周。牙兵营层层拦于马前，李嗣源一枪一个，挑落数人。却因用力过猛，在挑起一卒时，竟将长枪折断，于是丢弃，取出马槊，这物太长，一般不用于近战，而李嗣源此时专注于“抡”字决，专打汴军脑门。触到即碎，脑浆迸裂。
葛从周惊骇异常，心思：果然是神将。急令收军，对李嗣源大呼道：“能在我葛从周中军横冲直撞者，你还是第一个！今日暂且放你归去，告诉李克用，邢洺三州已为我所有，不复还了！还是修好太原城池，他日，我定来攻取！”李嗣源闻状，收军与李嗣昭、周德威返回太原。此战后，因为葛从周刚才那句话，“李横冲”的大名也如山东葛一样名扬天下。
李嗣源三将回到太原，晋王亲自出城相迎。见李嗣源衣甲上全是血迹，为他解衣探视伤处，并亲手敷药。敷好药又赐卮酒，抚摸其背道：“我儿真是神人。若不是我儿，几乎为葛从周耻笑了。”
周德威见晋王夸赞李嗣源，上前请罪：“末将驻守钜鹿，本以进取魏博为己任，却不料魏博未得，返丢了邢洺三州，折损了数千士卒及两员大将，这都是德威之罪，请大王惩处！”
晋王将他搀起，安抚道：“德威无罪！皆因朱温兵力强盛，而孤轻敌了，未能及时救援！”
李嗣昭却不请罪，反而请兵道：“请大王再给孩儿二万人马，不收复邢洺，孩儿愿提头来见！”
晋王一声长叹，回答嗣昭：“如今太原是多事之秋啊！邢洺既失，暂且不论收复，我恐昭义也不能保了！铁山时日不多，他临行前求为父奏表李罕之继任。孤知那李罕之乃是鱼鹰一只，饱则飞去，若令他掌管昭义，看我与朱贼争战处于下风，必定改投。因而，为父欲令你再统领一万人马南下，铁山若去，你即刻移军上党，收符节而镇守。”李嗣昭领命。
监军张承业说道：“晋王既担心李罕之反，何不此刻就以二太保为昭义留后，将铁山接回太原养病。”
“自孤随父讨庞勋时，铁山即已跟随，已是孤身边多年的老人。他前日也曾牒书请孤授留后代己。然而我沙陀族以终老任上为荣，孤不忍令铁山带着遗憾而去。”
张承业赞赏道：“晋王善待部下，必死命追随，开封欲吞并太行东西，实在是痴心妄想！”
李嗣昭即去，几日无话，自收军屯晋州。晋王心中稍安，然而安心不久，潞州哀讯传来：薛志勤病卒。晋王于是在太原也搭设灵堂，引众将佐及家人祭奠，痛哭良久；着令李嗣昭即刻入潞，接管昭义。本以为万无差池，却不料次日收到了李罕之牒书，打开一看，直气的一口鲜血吐出。原来，李罕之牒书说：
卑职闻铁山死，军府无主，恐不法者为变，故先自专命，先入上党镇抚，取王裁旨。
原来，李罕之闻李嗣昭屯军晋州，便知道晋王的意思是要嗣昭接管昭义，不免对晋王的怨愤也就到了极点。因此，他早就派人入上党，俟侯薛志勤的死讯。薛志勤傍晚咽气，他已引兵由泽州连夜出发，因而较嗣昭先入潞州。
昭义将马溉得知李罕之突然领兵近城，知道他是反了，急忙领兵抗拒，然而仓促应战，不是李罕之敌手。李罕之擒得马溉，降服潞卒，遂入上党城，占领昭义军府。
李嗣昭是次日午后才领兵至城下，得知李罕之已先入，就于城下唤他答话。
李罕之道：“嗣昭将军为何带着兵马前来？潞帅新死，罕之身为泽州刺史，代守军府，职责所在。你领兵到来，是欲谋反不成？”
李嗣昭大怒道：“大王有教令在此，新授我为昭义留后。你久食太原俸禄，深受大王厚恩，胆敢不从教令，一朝再作反贼啊？某劝你快开城门，自回泽州去，我定当在大王面前保释你无罪，于泽州终老。”
李罕之大笑道：“罕之为太原立下汗马功劳，晋王却如何吝惜一镇给我？罕之也老了！恐不久即追随铁山而去，此生但能拥一镇节旄，光耀门楣，死也无憾了！嗣昭将军但可回复晋王，待罕之死后，昭义听他除任新帅，请不要再苦苦相逼！”
嗣昭怒骂道：“李摩云，大王早就知道你有不臣之心，但念你也曾有功，故而不忍杀你，留至今日。你今日所为，上愧于天，中罪大王，下害子孙！若再不开城，我则强攻，必灭你九族！”
李罕之不答，李嗣昭上前攻城。城上箭雨射下，嗣昭不能进。然而自邢州败后，嗣昭也不再鲁莽，自思：“此番失了潞城，如何向大王交代？此时泽州必然空虚，不若先取下。”乃诳罕之道：“李摩云，上党你先占着，我自回太原，禀明大王，再作区处。”说完，引军离去，却径奔泽州，果然无兵驻守，顺利入州署，尽收李罕之家属百人。遂牒书一封，送往太原，请晋王处置。
李罕之得知泽州被嗣昭占据，也恼羞成怒，竟乘沁州刺史傅瑶不备，袭下沁州，掳得傅瑶。乃派部将张源德将傅瑶并马溉同送开封，向朱温请降。朱温白捡了便宜，那会拒绝？便斩傅、马二人，留张源德不遣，为李罕之奏表昭义节度使。后来张源德便任职大梁，直做到贝州刺史，后面再叙。
朱温取得邢洺，收降昭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幽州。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出兵占据义昌节度，自得义昌后，将沧州盐利据为己有，遂得富裕，不顾朝廷法令，大肆扩充兵马，竟达到十五万，一时超强。他比朱温野心更甚，哪能容朱温如此得势，定要与他争夺河北，于是脱去盟友的伪装，与朱温撕破脸皮，出兵魏博。魏博镇有魏、博、贝、相、澶、卫六州；贝州有清河粮仓，屯粮巨厚。刘仁恭令大将单可及为，先攻贝州，用一个白天攻下。屠城，杀了一万余户，投尸清水，惨绝人寰，然后进攻魏州。当时罗弘信已死，牙兵集团认为罗弘信在任处事稳重，安民有功，又没有什么大过，就同意扶立其子罗绍威继任，罗绍威因此向朱温求救。
朱温自钜鹿回军后，便令氏叔琮、康怀贞率本部军马讨伐襄州；张存敬讨伐蔡州；徐怀玉、张归厚、刘知俊部救援徐州。得罗绍威求救时，氏、康已连下邓、唐、随三州，赵匡凝不想开封新兵威力如此之大，惧骇之余，只得再向朱温请归附，山南东道复定；蔡州崔洪也怕了，也请重新归附，却被部将所劫，投奔了广陵。朱温遂令假子朱友恭入主蔡州，淮西也定；氏叔琮、康怀贞、张存敬三将皆归；李思安自离开牙军，全忠也拨给他一部军五千人马。恐徐怀玉等不敌淮南，朱温正率领着四部大军两万亲赴徐州。方至故乡辉州，得罗绍威求救，兀自犯愁。
当时李振在侧，说道：“杨行密乃是劲敌，唯有令葛从周统领四部军救援魏博。”却被全忠否定：“不可，通美大军一旦离境，邢洺必为太原复取。”
李振又说：“那就令葛从周先分一营精兵入魏州，帮助罗绍威固守。待破淮南后，大王亲率大军去救援。”
“此计可行！”朱温遂发贴书驰告邢州。
葛从周接到贴书，召集众将佐问：“谁愿领兵入魏？”闪出精骑营兵马使贺德伦，请命道：“末将愿往！”
这贺德伦祖先是陇右胡人，随父亲隶滑州军籍，得以从事全忠，初为牙校，勇而有谋，乃入大军。葛从周见贺德伦请命，高兴道：“德伦曾是大王牙校，勇而有谋，定能胜任。然而刘仁恭有十万大军，而我却要防河东来袭，不能给你太多兵马！”
“本营五百骑足够了！”
“德伦好大志气！”葛从周大加赞赏，“五百骑未免太少，给你八百骑，魏州有失，唯你是问！”
“德伦若保不得魏州，即赴清水而死，不复回禀！”贺德伦说完领兵而去。
葛从周自贺德伦去后，惟恐刘仁恭势众，而自己又不能抽身，思得一计，移书镇州王镕：
刘仁恭志吞河朔，彼若取魏博，必移师常山。燕贼屠杀贝州万民，残暴不仁，常山若见攻，四州不复烟火。东平王吊民伐罪，以全军来拒，常山王为常山四州万民着想，也当派兵往助，必破燕贼。
王镕接书，与众将佐商议道：“燕、汴两强相争，无论谁胜，必侵常山，我意固守城池，任他二人相争，如何？”
牙将符习道：“不可，刘仁恭，禽兽，残暴不仁。今其势众，若胜，河北生灵涂炭了！唯有与汴梁修好，求他发兵相助，破刘仁恭为先。至于朱温胜后必觊觎常山，则观河东晋王之举动。其晋王肯若发兵相助，则我等力拒，其若不救，我等则改旗附大梁，如此一来，庶几可保常山无忧！”
王镕深感有理，于是回书葛从周，派大军渡过滏水待命。
朱温继续往徐州赶，还没有到达。牛存节与刘知俊、张归厚及时任武宁节度使王敬荛（文官）商议道：“我等奉命来拒淮贼，至今无功。却惊得大王亲自赶来，这是我辈的耻辱！如今刘仁恭又大举侵犯魏博，大梁兵力不够。何不先用疲兵计，可令大王能全力抵御燕贼！”
三人都说：“有理！”当晚三更时分，牛存节先率一部军至淮南军营外，纵火擂鼓，大噪喊杀！
淮南主将台蒙急忙唤醒士卒，披挂上阵，杀出营外。牛存节却已退去。台蒙只好退回，继续睡觉。可是只睡的一个时辰，牛存节又来了，擂鼓大噪。台蒙再次披挂出营，却又已退去。如此一夜四五次，淮南军皆不得休息。
次夜，乃换成张归厚，也是如此，每夜轮换。如此折腾的四五夜，淮南军尽显疲态。又探知朱温援兵已近，台蒙被迫退军。朱温听说淮南台蒙已退，传令刘知俊驻守徐州不动，余部随己回汴。派李思安、张存敬先行救援魏博，自统余部继后，驻扎在滑州，以观静止。
这时刘仁恭已攻魏州数日，赖贺德伦助守，城池难下。惊闻王镕大军渡过滏水，李思安率救兵已至内黄，便对刘守文道：“我儿之勇，十倍于李思安。现在分给你五万军，先破鼠辈，再擒罗雏（指罗绍威）。”
刘守文大惊。他尚不知还有个王彦章，心思李思安久号河南第一勇夫，我怎能擒来？便说道：“若得单姑父相助，更有胜算！”刘仁恭阴沉脸色道：“怎生了你这懦夫，将来必无大用。”不过毕竟是自己儿子开了口，刘仁恭心中虽然不喜，仍令单可及助他同往。
就在这一天，身在蒲州的李曜收到急报，此报乃从华州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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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唐代屯田和营田的相似之处主要有四点，其经营者、设置目的、设置地点和经营方式都很类似。
从经营人员来讲，其经营者都是既有军士，又有百姓。唐代屯田的经营者多为军士，高宗显庆年间，刘仁轨率兵镇守百济城，“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宣宗大中年间，毕诚为河西供军安抚等使，“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
也有百姓屯田的现象。如高祖时，河间王“孝恭治荆，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德宗时，也发布过百姓屯田诏令：“天下应荒闲田，有肥沃堪置屯田处，委当管官审检行情愿者，使之营田，如部署精当，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当然此处诏文中的“营田”是经营田地之意，而非指田制。
唐代营田的经营者最初为军士。如高宗仪凤中，“(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文宗太和七年四月，“以宣武军先置营田，别加田卒，至是敕罢。”讲的都是以军士营田。
同样，唐代营田的经营者也有百姓。如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可见，宪宗末年，曾一度改天下营田为百姓经营。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诏曰：“诸道除边军营田处，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穆宗下诏军粮不应从百姓营田中取得，这说明元和年间依然有百姓经营营田的现象。
而从设置目的来看，军士屯田、营田与百姓营田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供应军需，而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
军士屯田始于汉代，目的是为了解决边疆军粮的供应问题。唐代屯田也一样，军士屯田也是为了供应军需。如武德年间，窦静为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运。”武周时期，娄师德奉令检校丰州都督，“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让和耀之费。”不过军士屯田虽以供应军需为主，但若有余粮则要上交国库。如开元年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人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军士营田也以供应军需为目的。如德宗贞元年间，杜亚“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贞元十年，郑滑营田使李复，“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杨元卿上言，本道“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
百姓营田同样也以供应军需为主要目的。如文宗太和年间，义昌军节度使段侑，在其治州内，“与下共劳苦，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遂为营田，丐耕牛三万，诏度支赐帛四万匹佐其市。初，州兵三万，仰稟度支，侑始至一岁，自以赋赡其半，二岁则周用，乃奏罢度支所赐。”
而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如开元五年，营州“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拨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这里，“营州仓廪”即营州官仓也。唐代宗敕令“天下郡国，散置诸屯，转漕入关，以资均济。”郡国诸屯的粮食漕运人关中，目的也是将其作为国库收入来调剂也。
从设置地点来讲，屯田与营田一般都选择在边地或内地空闲之处。
屯田除大部分设在边地，如前文所言及的东北、北部、西北等地外，内地空闲之处也有小规模的屯田设置。如中宗时，王睃为桂州都督，罢桂州屯兵，“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代宗大历末，李承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在“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靖卤，岁收十倍。”除桂州、楚州外，关中也置有屯田，如《唐大诏令集》载：“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来，皆变良沃。”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屯田，一般都“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
营田的设置也是既有边地，又有内地，而且也都取无主之旷地。如穆宗时，灵武、邠宁多旷土，王起“奏立营田。”灵武、邻宁即西北边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李曜河中节度使府所下辖的屯田和营田，便是这些。
从经营方式看，屯田与营田的经营都是既有雇佣经营，又有地租经营。
军士屯田与营田由于经营者都是军士，且经营目的以供应军需为主，所以军士屯田、营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如唐律军防令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此非正役，不责全功。”军士屯田、营田以充军士之食，不责全功，也就说明军士耕垦主要是自给自足。然而，除供军需外，有时也要将多余部分上交朝廷。百姓屯田、营田无非最终也都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这就使得二者在经营方式上可能产生一致性。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果屯田百姓使用朝廷提供的耕牛耕种，朝廷则给佣金每人每年“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而如果是“私出资费，数又倍之。”这里，屯田百姓与朝廷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屯田者的收入可以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显然有利于百姓的一面；这样，朝廷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后来难免有人感叹，实行民屯以来，资费数倍，人不敷出，“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其实，百姓屯田采用雇佣经营的方式自汉代已经开始，汉代的屯田客其为佣工，月给值1千。所以，唐代屯田采用雇佣方式应是对汉代的继承。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地租经营的方式。如德宗贞元元年十一月诏：天下屯田，“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可见，屯田地不仅可以租佃给百姓，而且收租多的刺史还可得到褒升。至于租额的多少，史载开成年间，“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即租额与土地的肥瘠及收成情况相关，一般分成三等，比照民田的中等收获量纳租。由于屯田土地的肥瘠程度显然不如民田，所以，屯田地租额参照民田，租额相对是高了点；不过这是与屯田属于朝廷所有，朝廷要负责屯田地的水利建设、提供屯田者耕牛、耕具、种子等劳动资料有关。
唐代的营田经营也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百姓营田，“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这是自有唐以来朝廷雇佣百姓营田的情况。
这两组文书，从其内容看，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性别、年龄给予营田户分发各种谷物。这说明营田者与朝廷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唐代后期朝廷经常募兵营田，所募食粮健儿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营田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复河湟德音》诏文载：
奏凤翔、邡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
给予官健每人衣粮两份，说明官健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由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到了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
唐代的营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唐后期经营营田的高赀户直属户部，向户部纳租，说明营田也采用了地租经营的方式。
屯田与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如前所述，屯田、营田的经营者、经营方式都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其土地性质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唐代，随着土地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屯田、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
玄宗年间，即有赐屯田予百姓的现象。如开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挂籍之地，在百姓还回后，割还其土地；并令将屯田地中的熟田，给予“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营种者”耕种。开元二十五年，又令陈、许、豫、寿等四州的屯田，“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开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内，应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代宗大历年间，又令华州地区的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唐代中后期，将部分屯田还授给百姓，主要是因为在雇佣经营下朝廷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朝廷的收益。
唐代后期，营田也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如宣宗年间，西北三州七关附近的营田户可以耕垦五年不加赋，五年以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
唐代后期屯田、营田向民田转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后期土地兼并、私有化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
至于屯田与营田虽属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但历来易被人们所混淆，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文献中记载屯田、营田的用语有时比较模糊。
屯田与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样都需要经营，所以文献中常常会有“营屯田”之语出现。如《北史》载：李贤在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隋书》载：北齐河清年间，令“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新唐书》载：贞观年间，刘仁轨“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此外，在记述屯田、营田两种事物时，文献中常常运用“屯营田”之简语来表达。如《续通典》载：北宋“景德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宋史》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营屯田”与“屯营田”之语多次在史籍中出现，很容易让人认为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为单位组织生产，屯是屯田的最小单位；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营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邓艾屯田，自钟离以南置营”。营田的组织单位为营。如德宗时，“(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屯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992”。这样，非常规地营田以屯、屯田以营计算，也很容易造成二者概念上的模糊。
二是营田使职责的双面性。前文已言，营田使是组织管理营田的官员。但是，在唐代，营田使不独掌管营田，有时还兼管屯田。如唐前期，“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又代宗大历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于欣)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敬宗宝历元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可见在唐代，地方上的营田使也有兼管屯田事务的职能。
到了宋代，营田使依然兼管有屯田事务。如《宋史·陈规传》载：陈规上营、屯田事宜，“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
唐代，营田使不仅掌管营田事务，还兼管屯田事务；宋代，营田使兼管屯田事务，府县官又兼管营田事务。这种职能上的交叉管理，也很容易让人将营田与屯田混为一体。
再有一个原因则是宋以后对屯田与营田已不甚区分。宋代，营田时常转化为屯田，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南宋高宗绍兴六年，“都督行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营田转化为屯田，致使宋人对二者不再甚加区分了。
宋人对二者不甚加区分，从宋人的言论里也可看出。如宋神宗熙宁七年，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屯田、营田在前代本不同，但由于后来营田的经营者不独于民，屯田也不独于兵，所以在北宋人看来，屯田、营田已无大异。而到南宋时，人们已认为“屯田营田分为二事，未合古制”，即对二者已经不再加以区分了。
虽然南宋以后人们对屯田、营田已不再加区分，但在唐代，屯田、营田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将二者相提并举的记载。如《旧唐书》：天宝六年，封常清“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宋史》：北宋仁宗宝元二年，“诏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高峰文集》：“如营田屯田二事，一日不可忘也。”《玉海》：“马步军都总管提举兴置营田、屯田。”
综上所述，唐代的屯田与营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因二者有联系而忽略其区别，甚至将二者等同看待。